茶馆人语

奥运火炬海外传递终于在离咱最近的邻国风光了一回。4月28日，平壤数十万名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涌向街头观看和欢迎奥运火炬。在此前一天，为了迎接奥运火炬传递，平壤主要街道还作了整修，重新铺设了路面，沿线绿化也作了重新装饰。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几百名平壤市民甚至用水和抹布一点一点地洗刷马路牙子。火炬传递过程也非常壮观顺利，令咱国人担心的骚乱事件好象没有发生。

平壤是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的第18站，再过越南一站，传递即可回到祖国进行。这场被命名为“和谐之旅”的传递活动至出发以来历经坎坷，实在并不和谐，沿途遭遇令我国、令国际奥委会都始料不及。把奥运政治化并借机从中捣乱，这是目前藏独分子和反华势力所表现出来的主要行为。现在，当传递活动即将由海外转入国内，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谴责那些恶劣干扰行径的时候，我们是否注意到，在国内，在对待奥运问题上，我们自己有没有把奥运抬高到不适当地位的倾向呢？

答案自然是不言自明。我国是一个政治情结十分浓厚的国家，政治思维可以说早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熟知的我国世纪之交在全国开展的一次大型教育活动，内容第一项就是“讲政治”。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之下，任何工作都需要、都必须讲政治，搞体育同样如此。比如，奥运火炬传递本是奥运会正式开幕之前带有热身和制造气氛性质的娱乐活动，火炬在不同国家间传递，营造的是奥运大家庭的祥和欢乐，传递的是友谊及奥运会即将开幕的信息。我国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以前，新闻报道中对那个举在手上燃烧并四处传递的东西都是以“火炬”称之，可这次轮到自己，它却一下子变成了“圣火”，而且还要借圣火传递，“把五大洲人民的心连接在一起，共同奏响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嘹亮乐章”，称谓上陡然严肃神圣了许多，内容上也赋予出更多体育以外东西。不信，可以从《人民日报》最近刊发的一篇赞美诗中得到验证，诗是这样写的：“天赐圣火，/地赋瑞光。/春雷里，/祥云亮四方！/从雅典，/到北京，/一盼百年长！/越千山，/跨万水，/心潮浩茫。/总念着、人间和谐，/旷世梦想，/尽系九回肠……”

“圣”是一个带有宗教敬仰意味的字眼，通常用于对所崇拜事物的尊称，如圣地、圣灵、圣水、圣药、圣经等等；封建社会在称呼最高统治者极其言行时，也往往用“圣”代之，如圣上、圣旨、圣明等等。共产党极其政府一向崇尚无神论，是很少用“圣”这类比喻的。可是，奥运会前，把从古奥林匹亚遗址用凹面镜吸收太阳光采集而来的火种比喻为“圣火”，把火炬传递一再冠之为“圣火传递”，就与我们的习惯表达大有出入了。其实，代表国际奥运会主席罗格来北京参加火炬传递启动仪式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先生，启动仪式上的讲话就一直很具理性，语言中一直是用“火炬”而不是用“圣火”来表述，维尔布鲁根说：“奥运火炬将跨越五洲，抵达地球上21个城市，传遍中国境内113个城市和省区，无论它经过哪里，无论是哪个民族、文化或信仰的人们，都会感受奥运火炬承载的和平信息，领悟进取、友谊和尊重的奥林匹克信念。火炬传递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会感受到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和伟大。奥林匹克火炬的传递将点燃千千万万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激情，激励着他们投身体育，奋力拼搏，超越前人。”

同样，把火炬拿到珠穆朗玛山上传递，也是一个“别有用意”的馊主意。在那样一个人迹罕至、对生命要求极其苛刻的地方，传递所要达到的目的显然不在活动本身。为了保证完成人类首次这种传递活动，国家除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提前攻关，专门研制适应在低温低压缺氧及大风环境下使用的器材不说，还得组织通讯、电视、消防、气象等多个部门的庞大队伍提前进入现场实验演练。整个传递活动下来，尽管耗时耗资巨大，也只能通过短暂的电视画面欣赏片刻，能到现场助兴呐喊的，更是寥寥无人。可以肯定地说，在那里，传递活动受藏独分子和反华势力干扰的可能性为零。不过，由于政治显示意味太浓、政治象征意义太强，你敢保证他们在其它地方就不会发表反对的声音？

所以，体育就是体育，奥运会包括火炬传递在内，它向人们展示的应该是竞技与力量、和平与友谊、团结与快乐。奥运标榜的不是伟大，不是富有，不是奉献，不是牺牲，而是奥林匹克精神之下的激情、拚搏、超越、理解、宽容。如果我们在要求别人不能把奥运政治化的时候，自己却在有意无意中抬高与渲染奥运以外的东西，那么你的对外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

五柳村2008年5月4日收到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在新旧社会两重天都生活过。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出生就碰上了日本鬼子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件，那时我们国家内有内战，外受列强欺侮。小日本侮辱我们，称我们为支那，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记得在上小学时，我读过梁启超的一篇文章，称中国人有四大弊病：贫，病，愚，弱。那时，人们连饭都吃不饱，一时瘟疫流行，又没有药治，哪能让人强身健体，只有活活等死。我当时认为自己生长在中国，是莫大的不幸。至于国际上开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在我的记忆中，有印象的一次是，1948年在英国举行的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中国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但仅获得了小组第五名，未能进入下一轮比赛，就被淘汰了。中国从1932年到1948年总共参加了三次奥运会，都因国家衰败，没有什么收获。

到1949年，中国人民结束了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终于站起来了。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在五、六十年代普及了广播体操，凡有广播的地方，都看见从老人到小孩，人人在广播乐曲声中做着体操；随后在学校里也推广了课间眼保健操，各种体育比赛在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般地普遍开展起来，人们不但丰衣足食，体质也得到普遍地增强。

在这个基础上，各项运动中此起彼伏地不断涌现出优秀的运动员。１９５６年６月，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中，我國２０岁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在１３５公斤的挺举中，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震动全国；随后有容国团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一改过去体育零纪录的痛史。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发展一日千里，体育健儿的成绩也突飞猛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以东亚巨人的雄姿派出体育健儿，出席了在赫尔辛基举办的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奥运会上。在随后的历届世界范围的体育比赛中，我国女子排球创造了“五连冠”的辉煌业绩；在１９８１年第３６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运动健儿分别获得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女子单双打冠军、混合双打冠军，几乎包办了整个冠军席位；１９８４年在第１０届羽毛球锦标赛中，我国女子运动员获得了团体冠军；在洛杉矶举行的２３届奥运会上，李宁连获男子自由体操、吊环、跳马、鞍马冠军，被誉为“体操王子”；女排又过关斩将获得本届的世界冠军；在巴塞罗那举行的２5 届奥运会及２００４年举行的2８届奥运会中，女排、乒乓球男女双打、女子单打分别获得冠军；在男子双人１０米跳台跳水比赛中，田亮与杨景辉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冠军，其他如射击、举重、速滑、蹦床、乒乓球、羽毛球、航模、散打、龙舟等等，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我国的体育明星如李小双、王军霞、叶乔波、伏明霞、邓亚萍、熊倪、王义夫……等等，如群星灿烂，闪耀天空。到2006年终，我国运动员在历次运动会上得到的冠军数，已达到2040个，创世界纪录1165次。从此，中国人已不再是东亚病夫，外国人都不得不以惊诧的眼光注视着中国。当五星红旗在授奖台上升起时，多少国人为之欢呼，为之骄傲！祖国啊！你这条东方的巨龙终于腾飞起来了。

2008年，在首都北京迎来了举办第２９届奥运会的壮举，各国健儿将云集中国，在竞技场上大显身手。我国将本着“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崇高理念，欢迎各国朋友，并借此把中华文明传扬到世界各地，让和睦、和平、和谐的声音传遍四方。放声高歌吧！世界人民心连心，四海之内皆兄弟。

2008-04-16

关于办奥运与盖大剧院的联想 陈奉孝

中国上届领导人做了两件大事：成功申办奥运会和盖了大剧院。关于花费上千亿元盖大剧院，当时就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有的提出在天安门盖一个象坟包一样的东西有点不伦不类；有的质疑大剧院今后的日常维护费用将会异常巨大，钱从哪里出？更有人质问，大剧院的门票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除了那些高官和大款外，普通老百姓谁能花这么多钱进一趟大剧院？“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花人民的这么多钱盖这个东西，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最广大人民可是八亿农民、平均收入不过千元的工薪阶层和只拿几百元低保的下岗工人！可是专家学者的反对有什么用？领导人决定要做的事，中国的老百姓，包括专家学者，再反对也是挡不住的。

关于申办奥运，国人反对的不多，其中最拥护的大概是房地产开发商和举办城市的宾馆饭店的老板们，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大赚一笔。党政高官们当然高兴，因为除了他们有机会不用花自己的钱进大剧院看“高档”的演出外，在出国访问时便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更加趾高气扬些。还有一些人更高兴，那就是海外华人。因为他们在外国属于少数民族，过去甚至被看做“二等公民”。现在他们可以挺直了腰干说：“你们西方人能做到的事，我们华人也能做到！”但是由于中国的人权问题和近来的西藏问题，举办奥运受到了国际上不少的责难，搞得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穷于应付，针对海外新闻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报道，现在正发动全国的舆论媒体对海外的新闻媒体进行驳斥，同时不得不封闭海外的舆论信息，这一点恐怕我们前任的国家领导人当初是始料未及的。

办奥运究竟要花多少钱，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想如果最后细算起来，办这两件事的花费几千亿恐怕是挡不住的。办奥运除了能刺激起国人短暂的一时兴奋外，究竟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盖一个象坟包一样的大剧院，每年有几个普通老百姓能进去享受一下那种高档的精神大餐？鬼知道！现在 不是强调“以人为本”吗？十七大不是强调今后的工作重点是要解决民生问题吗？如果把这些钱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上学难、看病难问题；用于帮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难，岂不更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戴？要知道，目前物价的上涨，低收入家庭的老百姓已经有点吃不消了！我真搞不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去多办一些实实在在利民的事情，非要劳民伤财，搞一些花架子不可呢！

陈奉孝
二00八年四月十六日

在毛时代，计划经济最终变成了短缺经济，中国人普遍在物质上高度匮乏，大家都很贫穷，毛认为，人是要讲点精神的，所以除了全国人民都学习他的光辉著作以外，在物质生活方面可谓清贫清苦，人人都变成了清教徒和苦行僧，

我长期生活在一种物质生活匮乏和拮据的状态，从小到大、学习工作几十年的漫长岁月让我对经济条件的作用笃信不疑。我始终认为，没有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和统治都是缺乏人性的，不能为人服务的制度只能让老百姓吃苦受罪，没有丝毫做人的尊严、快乐和幸福，坚实的经济条件是每个人体面、自由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反之，人的生存状况堪忧，人变得下贱和可怜。

我的父母几十年来都是普通的在乡村教书的老师，虽然是公办教师，双职工，但是低微工资抚养五个子女，已是捉襟见肘，记得儿时总想吃好（荤）菜，而家里经济条件却不可能让我餐餐有肉吃，为此我没少哭闹，好不容易改善生活吃上一次，七口人一人一筷子，也所剩无几，我因为是唯一的宝贝儿子，还是吃得多的，姐姐妹妹吃得更少了，更加可怜！除了食物以外，我们儿时的玩具也是少之又少，母亲舍不得花钱，很少破费买那些奢侈品，因为父亲格外重视对我的培育，给我买了不少连环画和一点玩具，四个姐妹们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不能怪父母重男轻女，而是实在没有这样的消费和购买能力。

记得小妹小时候和我一起上街，路过一个卖面包的商店，腼腆而又内向的她站在柜台前眼巴巴地看了半天，告诉我：这个面包很好吃！她班上的同学给她吃过一点，眼神中流露出渴望，望着嘴馋的妹妹我阵阵心疼，可是我口袋里实在没有钱啊！这件事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小妹自幼胆小而又不爱说话，在乡下生活到八九岁，有一年因为不懂事捡了地上别人丢弃的甘蔗皮吃，中毒感染，上吐下泻，差点丢了小命，假如家里有够多的水果点心让她吃，她还会那么饥馋吗？她刚刚参加工作时，没有钱买电风扇，在火炉长沙过第一个酷暑夏天，集体宿舍闷热难耐，只能偶尔让人家的电风扇转转方向，“借”点风吹一吹！然而万般无奈、硬着头皮写信给父母，要了80元钱自己去买了一台，后来要强的她知道双亲艰苦辛劳又将钱还给了父母，物质生活的艰难给人带来多少苦痛，留下多少阴影啊！

贫穷的家庭能够磨练子女的品质，贫穷出孝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姊妹多，五个姊妹的年龄平均两岁一隔，四个弟妹小时，妈妈每天要上课，那时候根本没钱请保姆，只好让能干听话的大姐辍学在家带孩子，学习的基础和底子没打好，这自然影响了大姐的成长，妈妈一直为此而内疚。这也是一件很无奈和痛苦的事情，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大姐和二姐在乡下读中学时，自己上山砍柴解决家里的吃饭烧火问题，下河挑沙卖钱补贴家庭开销支出，男孩干的重活累活她们都干过，以至于影响了读书学习，这都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逼迫，她们为了减少父母的压力和负担，作出的牺牲和奉献！大姐个子矮小，可能就是因为小小年纪时干的体力活重压的缘故。大姐在市里读中专时，没有衣服穿，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家书给父母，很体贴、很懂事地央求他们下个月多给她寄五块钱，后来她省吃俭用，将自己的生活费一部分积攒下来，放假回家时竟然给父母买了礼物，进门提着一个大西瓜，给全家增添了喜气，带来了欢乐。不愧是老大，不但孝敬父母，而且爱护弟妹，给我也买了一条绿色运动裤，那条裤我一直穿到读大学。想到大姐小时候为我们这个家庭出过大力，作过贡献，我心存感激，所以，后来我与脾气变得十分暴躁和偏狭的她尽量不发生冲突和口角。

极度的物质贫乏让人过着不像人的生活，所有的人道主义者、人权主义者以及慈善家都会潸然泪下。我的父母亲两边的亲人都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以，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耕作辛苦，我是亲眼所见，并不陌生。一句话，是土里刨食，与畜生共居，说牛马不如，好像是在骂人，但与城里人比，或准确地说吃皇粮的人相比，绝对是天上地下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迄今也是如此，并未改变。城里人看不起、看不惯他们，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过的不是人（城里人）的生活，他们真的很可怜！记得父母为了支援和帮助各自的亲人经常发生矛盾吵架，小时我不明白，而且反感厌烦，甚至抱怨他们为什么要把钱和东西往外面拿，当我去到乡下外婆家，在那里生活一天，住上一宿，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甚至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深深愧疚！

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我当教师的二姐和大妹仍在奔小康，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离富裕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我去二姐新装修好的房子做客，看到简易的放微波炉的木柜子是空的，我一个人上街掏钱买了一个微波炉送给她，虽然离开高工资的国有垄断企业到大学当老师的我，现如今自己也是薪水微薄。当我听在长沙读博士的二姐夫说到单位只发基本工资，存折上只有900元钱时，我立马打电话给二姐需要什么帮忙，但性格倔强的二姐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在学校还是临时工没有正式调入，收入甚少。大妹夫妻两地分居，身为高级教师的大妹夫在乡村中学当校长，身为一级教师的大妹腿有残疾，独自一人带着儿子在县城教书，节省到家里座机都不装，手机从来不接打电话，只接发短信，用炉子烧煤球做饭，尽量把花费压缩到最小。

其实，我所讲的这些情况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均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用革命样板戏里的话讲，就是“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汗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也阅读过很多的文章书籍，包括小说影视等文艺作品，对贫穷的物质生活进行过无数的描述、回忆和表现，只是没有人往深处想和问，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必然还是偶然？是无法抗拒还是人为制造？为什么自己和所有的人一样都生活在那样一种状态？是谁让自己和所有人过上了那样的日子？只有这种追问才是有意义的，没有这种追问是一个重大缺陷，有意无意地放过了罪魁祸首，让责任承担者消失和躲藏，无法保证会不会再又出来一个“红太阳”“大救星”，又让亿万人民禁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呢？这种生活会不会从头再来？中国人没有深刻反思地回首往事，是极其肤浅的，轻浮的，不负责任的，因而也是祸患无穷的。

总之，物质生活对于人类而言万般重要，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衣食无忧才能让人挺起腰板，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过上一种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首先要物质丰裕。当饥肠辘辘可是看到美味的食物却只能强吞口水狠心走开，当孩子穿着大人肥大不合身或若是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当上学为交学费发愁，当看不起病，当出行为了省下路费不坐客车徒步行走，当想读一本书而无线购买，当想学习而没有纸笔……这绝不会让任何人感到自由而有尊严！几十年来，中国拼命发展经济，如果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想，或许是有意义的。

物质贫乏似乎在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是我始终觉得并没有离去，它与我们当中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可能已说再见，但是与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并没有告别，我从不相信那类“中国已如何如何繁荣、发达、富裕”、“中国时代”、“崛起”、“复兴”一词，只有到了那一天，我到了外婆的故乡，看到那里的讲着和外婆一样方言的人们不再“水深火热”，中国才真正变了样！我想早早就口出狂言、痴人说梦的人到了数不胜数的如同我的外婆家那样的农村，肯定会闭上嘴巴，只要他还有良心。对于我而言，中国的变化无法让我悲天悯人的心乐观起来。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中国人却无可救药地精神也贫乏了！中国人原本没有宗教关怀和信仰，从孔夫子开始迄今，精神世界靠道德维系，不管饱学之士还是文盲白丁，不管是朝庭重臣还是“山村野夫”，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市井之徒，概莫例外。然而，在遭受利益冲击之下，国人心中的道德体系已风雨飘摇，失去支撑！试问现如今的中国人：你信仰什么？这恐怕是个问题，而且是个难题，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省部级领导干部，再到厅局级再到县处级到乡镇级，这是所谓公务员系列，从院士到博士生导师到硕士导师到一般教授，这是知识阶层，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心灵深处，到底什么在起作用？至少从外在表现看，他们当中为权力、金钱、美色、名誉做出各式各样的让人目瞪口呆的不齿行径，已不在少数，早已让众多的中国人看得习惯，看得麻木，看得若无其事，顺理成章，不管他们嘴巴讲什么，行为才是灵魂的真实流露。

世界主流的价值理念在今天中国仍是禁忌，各种攻击、阻碍、破坏或明或暗，强权支持的意识形态早已被百姓群众厌倦、拒斥，任何当局变换花样也无人再愿意真心诚意地接受此类教育和灌输，虽曰“强权就是真理”，不料“对外开放”让中国人看到并逐渐熟悉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国门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愚民政策失效，加之几十年的人民苦难和国家失败让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和清醒，于是精心构筑的“思想政治教育”防线土崩瓦解，如今仍在进行的吴刚砍桂花树般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政治理论学说已是虚拟世界，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代代沿袭的文化传统，1949年遭受彻底的摧毁，以至于包括笔者这一代在内的中国人均已十分陌生，需要重新根植、浇灌、培育，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一补课工程远比建设源自德国、俄国的“西学”的“伟大工程”要有意义有价值得多，但是却只能是非官方、非正式的民间行为。身为中共总理的温家宝每每引经据典的均是儒家学说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而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明白什么才能真正拔动中国人的心弦，引起反响和共鸣。这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有力证明。他本人之所以能腹有诗书，获益于其世代教师的家学渊源，并非个个高官皆能出口成章，因为现今的大多数高官是不读书、没读书的。

这样以来，亿万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信仰，有的只是实用主义。从精神的狂热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精神的虚无，好像是多次被欺骗的一个人再也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是真实的。三十年的逐利让中国人挣脱了以往的精神枷锁，从一切禁锢中解放出来，全民总动员，开始了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的活动，没有任何清规戒律，变得十分危险和可怕。

首先，由于经济上放开，政治上仍然原封不动，使得惯于见风使舵的中国人，一方面赤裸裸地捞钱赚钱，另一方面打过去的旗号，用伪装以自保，成为一个极度虚伪的民族，中国成为一个谎言充斥的世界，上下朝野弥漫着一个“假”字。常言道：“童言无忌”，可悲可叹的是，在当今中国连少年儿童也被教化得讲假话，俨然到了“不讲假话办不成任何事”的程度。所以才“坑蒙拐骗”盛行，“假冒伪劣”泛滥，根子是在政治的假，“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其次，个个心理失衡，相互攀比、嫉妒，仿佛要一下子把过去的损失弥补，把过去白白“耽误”的时间抢夺回来，变得无比贪婪，只嫌少不嫌多，胃口大得不得了，好处再多也视之稀松平常，吃一点点亏就会如丧考妣。中国现如今的暴发户，不法奸商，为富不仁，投机钻营，巧取豪夺，如房地产，如证券股票，那节节攀升、居高不下的天价，简直就像是一张张血盆大口，要把芸芸众生当作蚂蚁吃下去！还有那高度垄断、巨额利润的寡头行业、寡头企业，恨不得把天底下的黄金白银通通收走！身居要职高位的贪官污吏日进斗金，永不停歇，没完没了，贪污公款金额达数千万乃至数亿数十亿之巨，玩弄的女人达数人数十人百号人之多，此尚冰山一角，贪婪程度由此可窥见一般！

再次，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强权就是真理，弱肉强食的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如同身处实行森林法则的蛮荒世界，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暴富起来，富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可思异，乃至富可敌国、富得流油，可是大部分人却终日劳顿、奔波，还有几亿农民更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中国历来“不患寡患不均”，何况这种“不均”还是因为不公产生的！太多对现实不满的人心中压藏着一腔燃烧的怒火。由于政治上的高压，这种民间情绪和心态转化下沉为一种仇恨的大众心理，人因为爱才会行善，因为恨就会作恶！因为仇恨，中国人的心变得越来越狠毒，不但一掷千金的富翁面对弱势群体吝啬到一毛不拔，绝少愿做慈善事业，平常百姓也个个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尤其让人恐怖的是干各种伤天害理的事的手段越来越毒辣，单纯从治安和犯罪的角度去研究对策已是治标不治本。中国未来究竟还会发生什么人祸不可预料。

最后，三十年的经济开放把人的欲望彻底释放，如同魔鬼从打开的瓶子中出来，一发不可收拾，欲望无穷，资源有限，因为欲望而胆大妄为。为了抢夺蛋糕多分一杯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为财死，鸟人食亡”有了新版本和新注脚，没有信仰的中国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为了金钱，为了物质利益，什么事情都敢干，既卖肉体也卖灵魂，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千奇百怪，不但将良心道德抛到了太平洋，而且将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法律视为儿戏！中国人有时候十分胆小怕死，但是为了物质利益大有“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虽下地狱犹不悔”之势！贪官污吏的胆子大到可以胡作非为，祸国殃民，市井之徒胆子大到可以杀人越货，要钱不要命！这番图景保准让当年义愤填膺地揭露和批判资本和资本家的马克思大吃一惊！乃至重新反思和修改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基础的《资本论》。我十分担忧和害怕这种权力与金钱联姻的“市场经济”最后会搞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国将不国！其危害性和破坏力绝不亚于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

总之，专制统治要么禁欲，让黎民百姓过一种物质匮乏的贫穷生活；要么纵欲，让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精神贫穷，去醉生梦死，做行尸走肉，只要不危及自身的江山社稷即可，而且为保自家的江山社稷对欲可禁可纵，永远不可能让老百姓过上真正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充实、物质丰裕的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从而也决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文明，人民的幸福快乐。

毛为什么要使用高压手段，实行禁欲主义？年年月月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还没有琢磨透，我只知道毛本人绝对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圣人，不食人间烟火，相反，是一个七情六欲十分发达的放荡君王，参观一下其在全国各地名胜古迹的奢华行宫即可，还有当时天文数字般的“稿费”，毛吃辣椒、红烧肉和穿布鞋，只是他个人顽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与艰苦朴素无关。但是毛对臣民们管束甚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语录指示教导甚多，运动不断，斗争不止，实实在在把中国人的生理需要压缩降低到了极限，全体中国人过了几十年的缺衣短食的苦日子。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先生这次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从网上看到毛委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内容说是要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我看后先是吃了一惊，稍一琢磨，不由得笑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吗？我看过他老人家的著作。他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是这样描述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他老人家的战略战术的灵魂就是人海战术，其典型战例就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确，他老人家的这一套战略战术在国内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请不要忘了，这套战略战术是在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的特殊地理环境和三四十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日本侵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在军事高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这套战略战术还有用吗？你往哪里退，往哪里运动能逃过侦察卫星的眼睛？再说要想取得现代化战争的胜利，首先靠的是信息战和空军，这位毛委员难道不知道？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大量削减军队数量，把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发展尖端武器，中国更是如此，由文革前的五、六百万军队缩减到今天的二百万，作为军人的毛新宇委员难道不知道？与此同时，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军事高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为什么？作为“军事理论家”的毛新宇委员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呢？建国后的和平年代，毛泽东还主张全民皆兵，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厂到学校，所有的农村和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大搞民兵。针对这一点，当年赫鲁晓夫说了一句话：“在核战争面前，民兵不过是一堆肉！”这话虽然有点挖苦的味道，但又何偿不是一句大实话？

至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大概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都领教过。他老人家搞的“大跃进”使得三、四千万人被饿死，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死的人还要多，创造的和平年代死人最多的历史。他搞的全民大炼钢铁破坏了山林，他高的“人定胜天”围湖造田破坏了生态环境。难道今天还要用他老人家的这套经济思想来指导经济建设吗？说句实在话，对于经济问题他老人家实在是一个门外汉。

再说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他老人家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砸了个稀巴烂，多少珍贵的历史文物被红卫兵捣毁焚烧，其损失之巨，无法用金钱衡量。他又创造了什么新文化、先进文化呢？不就是江青搞的几个不伦不类的样板戏吗？难道这几个样板戏就可以称作是先进文化？如果是这样，今天还号召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干什么？

毛委员还把自己儿子的照片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别人当作纪念。对于毛委员写的这笔字，在下实在不敢恭维。说句老实话，我楼下现在读小学二年级的田田小朋友写的字比毛委员写的好多了，我看过这位小朋友的作业本。这样的字竟然还敢拿给别人看，还让别人留作纪念，真让人脸红。毛委员还是“博士”呢！字写的这样，我看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兄弟、出摊卖烤白术的小贩和推小车卖冰糕的老太太都应该是“博士”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看毛委员还是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吧。

陈奉孝
二00八年三月八日

    曾在当年无辜落难的朋友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从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存苦难中抽出它的可用意义，将之定义为‘落水狗精神’。这种精神就它的内含，是说：在那种境况里，你人生的价值贱比草芥，可是心里那个‘为什么？’却是份量很重很重，支撑着你情愿耗尽生命来寻求回答。而你那种因逼而生的种种活法，就是我所定义精神的外部载体。可否？我不是要颂扬谁，‘落水狗精神’终究属于被动的，算不得高贵，而且它的意义主要定格在实用性上。你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从遍及全国的冤、假、错案中平反出狱的人口大群中，哪一个不是历经长年糟蹋而靠着这种精神才挺过来的，其实用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更何况我还有故事要讲：
    反右运动的九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兴起，当年借着‘反右’东风驰上仕途前程快车道的左派份子，其中包括那些大手一挥在空中划了个圈，就将数百名‘右派’学生推进牢狱有的甚至绑赴刑场的左派大佬们，忽如一夜之间遭到命运的嬉弄。当他们摆着公鸡展翅喔喔叫的姿势被‘红卫兵小将’拖来拖去的时候，很少有不甘受辱而自尽的，真难以想像，真能忍！这是为什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蒙羞而不耻呢？他们在伤心泪落之时想到了谁？其实这并不是个谜：前车有辙也，想到的是榜样啰！，那年头全国各地水陆城乡有五十多万‘右派份子’在国策既定的人身污辱中坚韧地存活着，这个现成的榜样，左派极清楚。
    那么支撑呢？支撑他们的当然也是这个‘落水狗精神’啦！除此而外岂有他哉。！你不要去听他们若干年后 官复原职回过神来又高唱主义标榜忠诚那一套，那是虚的。要讲实惠还是靠着榜样的力量，靠着吮吸右派份子的精神乳汁，才支撑过来的，咀巴上不承认不要紧，心里明白就行。
    好幽默呀！按照‘痛打落水狗’这一革命行动，一扁担拍下去，竟然拍出来个左右两便、上下咸宜的普适精神来，而且这东西又落肚为饼，竟然使左派革命家们意想不到地劲嚼劲用有滋有味而且受惠不尽。上帝喜欢用这样的滑稽语法来演义人生。这倒使人想起《毛主席语录》中那句叫‘坏事变成了好事’的话来。
    年轻人也许不懂，这么好的精神乳汁何以可能？何至于挂靠着一条‘落水狗’？历史典故是这样的：
    那个年代，天底下有千道理万道理，最受中国人明白的大道理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千主意万主意，最使老百姓喜见于行动的老主意莫过于“痛打落水狗”。谁是‘落水狗’？我来告诉你：“落水狗”包括有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右派份子。这‘五类份子’的政治身分是‘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所谓 ‘痛打’， 又可称之为‘阶级压迫’，就是要对这些人不停顿的打击。有句政治口号喊道‘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是这个意思。压迫一旦为理论所肯定，那末奴役加镇压就成了正义性原则，没人敢为‘落水狗’提出人道的要求。所以，‘五类份子’的生存样态除了超强度的劳役之外，还需随时应对各种无事生非的所谓‘批判的武器’，说白了都是胡搅赖缠，威胁加逼迫，高潮时则转变为包括捆绑吊打在内的‘武器的批判’。谁来批判来吊打呢？当然是左派份子（或可称为’现行革命份子‘）啦。文革前他们还得意着呢，到处都有，为了拯救人类的命运、捍卫革命的前途，能出手时都出手。他们都喜欢向落水狗表示义愤填膺，人心之相同也，全社会都如此。这是很吵人、很污染的，所以说落水狗难做，是很要有点‘精神’的。还有一个更贴切的比喻：这是一群被开水烫过了的死猪，这么多年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革命活动’无非就是将这群猪儿反复地烫死一遍再烫死一遍。很无聊是吗？‘继续革命’就是这样的。
    ‘落水狗精神’这一既可爱又可恨的历史之物，左派份子本就羞于认可，是不肯写入‘回忆录’的。对于‘右派份子’来说，也属尘封往事。而且，当事人老的老，死的死，发财的发财，穷酸的穷酸，各自走在归途上，已经无账可算了。只是笔者写到这里意犹未尽而扼腕太息也！难得有一种精神，进入了我们今日的话题，却是除了被动的性质，实用的意义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严格地讲，将之算为‘精神’也都勉强。
    我们曾经在苦难中寻思‘为什么?’而事过之后却又依然故我，似乎长进不多。困难的是，我们有太坚固的实用观念太沉重的生存利害，我们的思考没能穿透物理世界的所谓‘科学规律’，我们似乎无力超越对于既成意识形态的相依相赖。如果我们多有一点形上思念，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独立苍茫叩问于天人之际心里生出终极关怀来，那么上帝就会向我们走来。奈何国人的唯物主义态度坚不可摧，有道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毛语录）我们敢于斗天斗地而且相信真理在握一定胜利，怎能产生忏悔意识？我们绝不检讨往事，或则回避错误而言它，或则我们检讨往事的深刻性只能达到‘他有罪’这种程度，无法触动深藏心底的每个人都有的人性和社会的良知。我们的贫困是精神的贫困，因为我们没有勇气面对良知，就永远不能摆脱贫困。算来算去，只好将‘落水狗精神’也算作一种精神。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后人交待，或许我们要说：‘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轨迹，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风流余韵，是我们留下的财富。它叫做‘落水狗精神’，既属于右派份子，也属于左派份子，他们曾经是一小撮，和一大撮。’
    念及于此，夫复何言。

杜光先生的文章里透着老辈共/产/党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浓厚气息，读来让人敬意顿生（《北大精神归来兮!》http://wuliucun.yculblog.com/post.2783639.html）。可惜地是，先生渴望的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但毫无归来之迹象，与其背道而驰却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诸如‘思想自由’之类的追求在一流高校或许还有人多少感点儿兴趣（这仅仅是我的揣测）。对于大多数一般高校的教师来说，鲜有人提及这种‘不着调’的事儿。如果有谁还为大学缺乏‘思想自由’着急，别人会认为他/她脑子进了水。我观察的样本有限，此说也许以偏概全，网友可以指正，是不是你们那里的师生把实现‘思想自由’当成了一回事儿？

我无法切身体会蔡元培时代的大学为何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那么钟情。但从看过的资料分析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①那时的大学教师薪水高（据说家里雇几个佣人都没问题），不为票子房子孩子过多地操心，故而有追逐精神层面享受的需求；②那时的大学里，教授当中混子比现在的大学里少，着实有些学富五车之辈，势必就有若干‘认死理’的主儿非要在学术上和政治观点上与别人不同；③教授在学术上可以‘由着性子’来，没有多少‘统一归划’的限制，似乎也没有官方制定的学术成果的级别（国家级，省级，校级等）以及发表论文的核心期刊，一般来说见的都是真功夫，在政治上与当局有异见（限于嘴皮子）也不至于蹲班房或丢了饭碗；④大学里的官僚不但比现在少得多而且没有像现在一样官僚骑在教师头上拉屎。

本文标题中的‘奢望’意指：目前和将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高校内部落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大可能的。北大的许智宏校长不是也在公开场合赞扬这种精神吗（http://wuliucun.yculblog.com/post.2783639.html）？怎么就不能在大学弘扬了？确实不能！因为许校长也仅仅是愚弄一下视听而已，他敢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指导思想？他不敢；他敢把纯属浪费学生时间的大量政治课去掉一部分？他也不敢。高校已经从制度和措施上严格地保证了思想一元化，思想自由实属大逆不道。所以在大学恢复过去的北大精神乃痴人说梦耳！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利，特别是对创新性国家的建立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既然是‘好东西’，就会有市场。但是它存在于高校之外。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博克这种平民化的个人媒体为‘思想自由’提供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交流舞台，尽管有些文章常常被系统管理员删除。从总量上来说，热衷‘思想自由’的传播者要比蔡元培时代不知多了几十倍。而且不计其数的受众也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我敢断言：接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百姓在逐年增加。所以，杜光先生不必因为看到北大目前的万马齐喑的景象而悲哀。至于北大现在是不是‘自由园地、民主堡垒’已经无关紧要了。全中国比北大教授正直﹑更执著追求和探索真理的人多了去了。

让‘许智宏’们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办大学也是‘强人所难’。

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在很大程度上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做主’，或者说是个饭馆跑堂的。主子或老板是上级官员。既然是这样的角色，校长们岂敢有什么思想！有思想就是不听话，结果就是滚蛋，好一点地情况，把他/她搞个调研员之类的闲职养起来。‘兼容并包’倒是有的，比如，顶着群众‘压力’，保护抄袭作假的教授；把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三亲六故纳入囊下，名曰：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且还特别喜欢用‘小姨子’﹑‘弟媳妇’充实高校的行政机关。

现在的知识分子（广义地，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群）更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而对‘思想自由’之类漠视，其实也未必完全不是好事。首先，‘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对念书人是不大起作用了，前不前进要看是否对自己有好处，这是一种进步，最起码可以避免被当官的当猴耍；次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之类的愚民之言也没人信了，即使当螺丝钉也要看工钱合不合适，除非不得已，否则不贱买自己；再次之，‘某某说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有人开始怀疑了。我认为，整个社会的思想自由就是由这些看似自私的﹑个人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而体现出来的。空泛的思想自由对百姓是没有吸引力的。
五柳村2008年1月24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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