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任彦芳离休后，以‘路见不平拔笔助，我为百姓鼓与呼'的信条，为民代言，为民请命，前些年出版了他的长篇纪实《民怨》，那是写他的家乡河北容城县农民，为了他们生存的土地，被村官们无端卖给县的官员而进行的长达数年的上访，老百姓把上访也叫"告状"。其实，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告状"。真正的告状，是向法院起诉，是通过中国的法律解决争端，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上访，则是依靠行政官员处理解决。
上访到上级部门反映下级的情况，是当前百姓在自己的权益受损害时常见的方式。因为下边官员的不作为，当官不为民作主，百姓被迫上访，于是中国各级部门都有了专接待上访人员的"信访办公室""信访局"这样的机构。当上访者发现为些机构不解决问题时，又转向党政部门，纪检部门。依靠大官的一个批件几句话而解决问题，这是法律的无奈和悲哀。
作家任彦芳在他的《民怨》里记录了容城县上坡村的农民先用书信向上级反映，竟如石沉大海，那些一封封的信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们便用了最先进的告状手段 ，把失去的土地用录相带纪录下来，给中央和新闻媒介寄去，他们首先得到了媒介的支持，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首先暴光；然后中纪委派人来组成中央和省市联合调查组，经过两次来上坡调查，作出处理的建议。留给当地县委纪委，然而并不执行。逼得农民只好再次上访；这时，中纪委也急了，责令县委解决上访问题，否则，县官员的乌纱帽有丢失的危险。此时县委书记便动用公安警力对上访农民大逮捕。有的竟被关押九个多月。这个农民放出之后，便开始了为被逮捕而告状的漫长之路。作家为此帮助农民再次上访。《民怨》记录下以上所写的复杂曲折过程。《民怨》出版，这部为农民说话的书，便又成了上访的材料。这部书和农民自己的申诉一起放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办公桌上之后，这长达数年的告状才有了转折。检察长批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调查组，亲赴上坡村调查，这冤案才得以纠正。
所有知情的农民都知道这是多么难得的结果。有多少上访不是来回推呢？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作家想，如果我们不是人治的国家而是法治国家，是不是可以不再设置信访局之类机构，让人民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上访，是越到上边越好解决，因为下边的官员不怕老百姓而是怕上司。因为老百姓手中没有选票，那些人民公仆并不是由人民自己选拔上来的，他们的当官是他的上司决定的；现在他们怕上访，不是怕老百姓，而是怕上司因上访影响提升，所以才对上访如此害怕。为了解决不让百姓上访，各地有了制止上访的土政策；表面看来，一个地区的上访可能一时减少了，但治标不治本，有时是把矛盾掩盖起来，留下发后患。依靠上级直至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下面才能重视，才能得到解决，这一方面助长了百姓越级上访，把权力强化合法律淡化，合中国离法治越来越远，另一访面，上面批示了，下面阳逢阴违，又得不到查处，便又助长了重复上访。 上访问题是对各级官员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只有依法执政，才能处理好上访，才有地方真正的稳定局面。然而在人治的中国，真正要依法执政，就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谈何容易啊。
作家任彦芳最新著的长篇纪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一书中就写出了这种过程，却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这个事例，实在引人深思。
兰考的两个村庄由于长期的土地纠纷而发生了械斗。作为县长的朱恒宽亲自带公检法司干部百多人去制止，冒着生命危险站在两村愤怒的人群中间，但不幸事还是发生了。有一个参加械斗的农民受重伤而死。这个死者的女儿便以她父亲之死为由，要求政府按国家赔偿法赔三十六万，后改为三十万。为达此目的，她煽动村里人同她一起集体上访。如何对待此上访，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主张，可以答应她的要求，花钱买稳定；但县长朱恒宽则认为：她父亲是参加械斗致死，对不上国家赔偿法。给她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如果对她让步，以后发生类似事便无法办，这样会助长歪风，不利于兰考长治久安。
当死者女儿何巧真知道是朱县长不同意给赔偿时，她的上访便把目标对准县长"玩忽职守，使我父亲致死"上了。如果真是由于县长公安局长玩忽职守造成死亡，不就可以由国家赔偿了吗？此时，又听说，朱县长当了书记后，省委提名作为十六大代表候选人，这正是上访的好时机，她想，县委书记为了个人的前程，在此时以上访相要挟，他必会答应那巨额赔偿的要求。不是有不少官员为了自己的提拔用金钱活动吗？但朱书记却不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失原则，他仍不答应不合法的要求。于是上访者便从市到省，然后到北京中央组织部，一定要把这十六大党代表候选人拿下来；她这样闹的结果，果然如愿了。然后又和朱书记谈，你只要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不想误了你的前程；但书记仍坚持以法办事。关心朱书记前程的企业家劝说他，如果县里不拿钱，我愿意出钱，让她不要再上访了。朱书记不同意。他说，兰考财政再困难，这些钱也是可以拿出来的。但拿一分钱也要对兰考百姓有个交代，得说个明白。我不能拿老百姓的钱买自己的安宁啊。不久，上告者又听到朱要被提拔的消息，于是她又跑到了中组部。中组部说，你对县委书记的提拔有意见可以到省里去反映，因为他属于省管的干部。于是上访者便组? 謇锛甘死吹绞∥竺徘埃蛏咸醴笞中瓷希旌憧碜菪咨比耍婧鲋笆兀裁椿乖谔岚危蟀彰他的县委书记。由于何巧真的多少次的上访，上级进行过多少次调查，证实不存在朱恒宽玩忽职守问题，为何还要地这里公然打出这样的标语？ 朱恒宽感到了无奈。他认为这是对他的诽谤，于是他以公民的身份，向法院起诉为首的人侵害他的名誉权。这就是当年中国第一起所谓"官告民"的新闻。但不久，朱听从组织的劝告，又撤诉了。朱恒宽多次向那上访者提议：如果你认为我玩忽职守，犯了渎职罪，我希望通过法律手段，你们可以到法院告我。但上访者不相信法院会解决，而上访的目的是为了要钱，这只有用上访给官员加压力才有可能获取。她清楚，中国各级官员都怕因上访而不稳定，只要你不停地上访，就可以逼那些大官给下边加压力，给她更多的钱。她这一着果然灵验。在朱书记调离兰考后，当权者为求安宁，给了上访者不合国家赔偿法的钱，这才告一段落。
这事实，就告诉了很多人，在中国这个仍是人治的国家，只要让大的官员说了话，那法就不再起作用了。
作家任彦芳，由这事引发出的关于人治和法治的思考，写在了他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书里。书中提出执政党如何执政，就是要解决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领导人的一切行为都在纳入法律的轨道。执政者不论你是多大的官，都要依法行政，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稳定。作家在书中痛心地写道：令人难过的是，我们的一些官员，不依法处理事情，迁就歪风，助长邪气，害怕不稳定，而造成不稳定，我们这样软弱害怕，能很好地执政吗？
最近让作家兴奋的事出现了。他接到了北京西城区法院交给他的起诉书。原来是那上访五年之久告县委书记的上访者，作为原告，把作家告上了法庭，说作家侵害了她的名誉权。
作家所高兴地是，一个总是上访的人，终于要以法律作武器来维护她的权益了。不论原告是出于什么考虑，她从上访到北京的党的机关变成走向人民法院，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上访者都是以法律为自己的保护神，而不是去寻找有权力的官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天，那么，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就真正有了希望。
让我们的各级官员首先增强法治观念吧。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各级的信访部门全都消失，而把那些接待来访所花人力财力，用于加强法院的力量。
20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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