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人语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
——马克思

    ２５年前，担任副部级新闻官、哲学家的王若水因为竭力说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明“社会主义也有人道主义”、说明“人道主义是价值观，也是世界观、人生观”、“要防止异化”等理论观点，竟遭到训斥、罢官、清除出党；比他官更大、资格更老的周扬因为支持王若水的观点，更被逼迫公开检讨，最后被活活气死。
    没有想到，２５年后的今天，他们所推崇、倡导的人道主义居然有那么大的魅力和感召力，吸引了那么多的人来向汶川大地震的受灾同胞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他们泉下有知，他们是应该含笑于九泉的。
还有一点可以告慰周、王二位的英灵的，是他们所主张的“人是第一位”的观点，竟成了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共同的价值观和执政理念。这是大大超越了他们原来的想象的。说明了人道主义确实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今年５月下旬，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２７日拜谒南京中山陵，写下了“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题词。“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原来的题词，“人民最大”是吴伯雄这次加上去的。看到吴伯雄写下的这四个字，我就很自然地想起胡锦涛同志提的“以人为本”。两者何其相似，说明了国共两党在“求同存异”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上，已取得共识。国共两党合作共赢，是海峡两岸人民和全球华人之福。
    为了探求两个题词的丰富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同异，我们且看看胡锦涛和马英九两位领导人在最隆重的场合是怎样说的。先看胡锦涛对“以人为本”的阐述：
    在中国共产党第１７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看马英九是怎样说的。马英九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过，我们不会以此自满。我们要进一步追求民主质量的提升与民主内涵的充实，让台湾大步迈向‘优质民主’：在宪政主义的原则下，人权获得保障，法治得到贯彻，司法独立而公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台湾的民主将不会有非法监听、选择性办案，以及政治干预媒体或选务机关的现象。”
    两位领导人的论述各有千秋，前者侧重经济领域的科学发展，后者侧重政治领域提升民主的质量，两者都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核心价值。所以代表自己的党说出“以人为本”和“人民最大”，因面也就很自然的了。
    ２８年前（１９８０年８月），当王若水发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时候，似乎这个问题还有修正主义之嫌。当年胡乔木老先生抓住这事大做文章，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令人感到可笑。

2008年6月13日

汶川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安置点的帐篷教室里，面对惊魂未定、泪痕未干的孩子们，着力地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此情此景强烈地触动了我，让我在大悲大痛之中进行了反思，从反思中看到了希望！

百余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多难兴邦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略、剥夺所造成的巨大危难，迫使清王朝启动宪政改革与洋务运动，并推动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历史进程；然后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所造成的深重劫难，激发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推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运动，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迫害了数百万知识精英，饿死上千万善良百姓、直到“十年浩劫”使亿万人陷于苦难深渊，终于促成包括执政党自身在内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大觉悟，从而带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转变，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再后来则是当国家即将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之时，顽固反对政治民主化的保守势力在特别惧怕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怂恿下，对“反专制、反腐败”群众运动进行的残暴血腥镇压。它造就了一次思想上、政治上的八级大地震，其结果是：既深刻地暴露出执政党在执政理念、路线、政策各方面的谬误、缺失与沉疴；又极大地激发了国民对争取人权、人道、民主、自由的觉醒！也正是这次政治大地震强化了执政党自身的危机意识，促进执政党内部多方面转变。新的中央推出“以民为本”、“科学发展”等全新的执政理念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从而既缓解了国民与政权之间的矛盾，又增进了广大群众的公民意识。那次强烈的“政治地震灾害”为推动中国这艘巨轮越过激流险滩驶向民主宪政的彼岸疏通了航道。

2008注定是中国重要的历史关口。年初的风雪灾难刚过，又发生“z独”骚/乱；刚平息了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准备集中精力迎接奥运之际，又有汶川八级大地震突然袭来，瞬间山崩地裂、神州失色、生灵涂炭、家园毁灭！苍天对我中华何以如此严酷？

然而正当上千万灾区百姓陷入极度惊恐，全国人民既震惊又无奈之际，温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了；十万大军日夜兼程前往救援了；医疗队员、救灾物资从全国调集灾区了！更令民众惊喜的是政府对抗震救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透明性与开放性：允许国内外媒体深入现场、让电视台进行24小时滚动报导、迅速接受各方面的国际救援；这些又掀起了民众空前热烈的自发的救援行动：各地踊跃捐款捐物、年轻人排长队无偿献血、大批志愿者不畏艰险赶赴灾区参与拯救；尤其是政府顺应民意设立三天哀悼日，中国第一次让庄严的国旗为普通百姓而降！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神州大地上国旗半垂汽笛长鸣，13亿华夏子孙同时静立默哀。那一刻，它所凝聚的同胞爱、骨肉情是一种何等强大的兴邦之力！。

    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伤痛与损失是极其严重的，它所留下的灾后重建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但是在这次大震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正在崛起，一种新的民族文化正在扎根，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已经诞生！这就是：回归人性的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个体尊严、维护个人权利的文化；人及其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观！这一切让我们在悲痛中看见了中华复兴的光明前景！

真希望将“多难兴邦”那四个大字篆刻在从汶川到北川的群山之巅，以之作为汶川大地震永远的历史见证。

（作者注：我是个四川人，看到那么多乡亲丧失生命、家园被毁，看见美丽的巴山蜀水被地震撕裂得伤痕累累，真是心痛得不行；我又曾经当过30年的中学教师，看见那么多学生被压在废墟下，更止不住长流的泪水！我也是个老退伍军人，看见那么多士兵在余震的飞沙走石中背负救灾物品翻山越岭奔赴灾区，便仿佛看见了我们志愿军当年在朝鲜前线的情景，我为这些年轻的战友们感到无比骄傲，他们仍然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最可爱的人！我还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承认对自己的党已失望多年。但当看见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的对百姓那片真诚，我被深深打动了，我对党的失望开始转变成希望。正是这一切让我陷入深思，然后有了这篇文章。）

什么叫“普世价值”？

陈祖甲

《南方周末》为支持四川汶川的大地震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该文受到司马南的批评。主要指文章提出的“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这里不想就司马的批评发表评论。而是想问一问什么叫“普世价值”？说实在的，在学校读了20年书，又工作了三十多年，国家发的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也多多少少读过一点，从来没有提到过“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更不知道国家何时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有过“普世价值的承诺”。兴许是自己不读书、不看报，孤陋寡闻的缘故吧。那么什么叫“普世价值”呢？

翻翻《辞海》、《汉语大词典》都查不到这个词语。只有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查到有“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sm)的条目。原来在公元一、二世纪时，各地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不一样，到三世纪时，教会趋向主教制，发生了教义见解上的分歧。于是在公元325年，举行了有基督教以来的第一次普世会议，提出统一教会的主张。公元五世纪末，拜占庭皇帝称自己为“普世牧首”受到罗马教会的反对。也许“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可惜，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里却不收ecumenism这一条目。在我国翻译权威人士郑易里等主编的《英华大词典》里，对ecumenism的解释是：“①泛基督教主义。②泛宗教主义[促进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合作和谅解]”（见428页）由此看来，“普世”不过是一个基督教专用的概念。《南方周末》的文章说“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这能与“普世”等同吗？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布的文章本该是严肃的、郑重的，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宗教的概念呢？这叫“创新”？假如说用宗教性的概念，那么为什么不用佛教常用的“普渡众生”这样的成语呢？而所有这些又只有“救世主”才能办到的。“救世主”在那里啊？不知道“本报编辑部”硬把这种子虚乌有的“承诺”嫁到我们国家的头上是什么意思？

更需要提出的是，“本报编辑部”的文章前半部还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原本以为物质上的金汤之城，足以让我们长治久安。”“我们过去对于物质力量的迷信，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面对大自然强加的这场战争，我们注定不可能是胜利者。”“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将来都没有资格去庆功。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灾难中学习。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悲壮的牺牲应该让我们清醒，单纯的物质的强大并不足恃。如果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一切就都没有意义，物质上的强大就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而已。”不知道，这些是针对什么观点讲的。看来文章是想强调“以人为本”，可是怎么能把人与物质对立起来呢？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能抗拒这么一场巨大的灾难吗？三十二年前，本人到过唐山大地震的现场，那时我们救灾既没有吊车、铲车，更没有直升机，连救护车都很少见。死亡者都是用黑塑料袋包裹了，放在路边，装上卡车拉走的。虽说唐山地区是平原，很少见到山体滑坡，滚滚巨石，灾民们大多是露宿，用苫布或木片搭帐篷。当时物质的匮乏，却又拒绝外国的支援，致使死亡的人数达到二十多万。如果没有比较丰富的物质，这次汶川地震能救治那么多人吗？灾民们的生命不靠充足的物质作后盾，又靠什么来保障生命、战胜灾难呢？难道还要回到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去吗？

2008.6.3.

奥运火炬海外传递终于在离咱最近的邻国风光了一回。4月28日，平壤数十万名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涌向街头观看和欢迎奥运火炬。在此前一天，为了迎接奥运火炬传递，平壤主要街道还作了整修，重新铺设了路面，沿线绿化也作了重新装饰。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几百名平壤市民甚至用水和抹布一点一点地洗刷马路牙子。火炬传递过程也非常壮观顺利，令咱国人担心的骚乱事件好象没有发生。

平壤是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的第18站，再过越南一站，传递即可回到祖国进行。这场被命名为“和谐之旅”的传递活动至出发以来历经坎坷，实在并不和谐，沿途遭遇令我国、令国际奥委会都始料不及。把奥运政治化并借机从中捣乱，这是目前藏独分子和反华势力所表现出来的主要行为。现在，当传递活动即将由海外转入国内，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谴责那些恶劣干扰行径的时候，我们是否注意到，在国内，在对待奥运问题上，我们自己有没有把奥运抬高到不适当地位的倾向呢？

答案自然是不言自明。我国是一个政治情结十分浓厚的国家，政治思维可以说早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熟知的我国世纪之交在全国开展的一次大型教育活动，内容第一项就是“讲政治”。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之下，任何工作都需要、都必须讲政治，搞体育同样如此。比如，奥运火炬传递本是奥运会正式开幕之前带有热身和制造气氛性质的娱乐活动，火炬在不同国家间传递，营造的是奥运大家庭的祥和欢乐，传递的是友谊及奥运会即将开幕的信息。我国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以前，新闻报道中对那个举在手上燃烧并四处传递的东西都是以“火炬”称之，可这次轮到自己，它却一下子变成了“圣火”，而且还要借圣火传递，“把五大洲人民的心连接在一起，共同奏响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嘹亮乐章”，称谓上陡然严肃神圣了许多，内容上也赋予出更多体育以外东西。不信，可以从《人民日报》最近刊发的一篇赞美诗中得到验证，诗是这样写的：“天赐圣火，/地赋瑞光。/春雷里，/祥云亮四方！/从雅典，/到北京，/一盼百年长！/越千山，/跨万水，/心潮浩茫。/总念着、人间和谐，/旷世梦想，/尽系九回肠……”

“圣”是一个带有宗教敬仰意味的字眼，通常用于对所崇拜事物的尊称，如圣地、圣灵、圣水、圣药、圣经等等；封建社会在称呼最高统治者极其言行时，也往往用“圣”代之，如圣上、圣旨、圣明等等。共产党极其政府一向崇尚无神论，是很少用“圣”这类比喻的。可是，奥运会前，把从古奥林匹亚遗址用凹面镜吸收太阳光采集而来的火种比喻为“圣火”，把火炬传递一再冠之为“圣火传递”，就与我们的习惯表达大有出入了。其实，代表国际奥运会主席罗格来北京参加火炬传递启动仪式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先生，启动仪式上的讲话就一直很具理性，语言中一直是用“火炬”而不是用“圣火”来表述，维尔布鲁根说：“奥运火炬将跨越五洲，抵达地球上21个城市，传遍中国境内113个城市和省区，无论它经过哪里，无论是哪个民族、文化或信仰的人们，都会感受奥运火炬承载的和平信息，领悟进取、友谊和尊重的奥林匹克信念。火炬传递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会感受到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和伟大。奥林匹克火炬的传递将点燃千千万万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激情，激励着他们投身体育，奋力拼搏，超越前人。”

同样，把火炬拿到珠穆朗玛山上传递，也是一个“别有用意”的馊主意。在那样一个人迹罕至、对生命要求极其苛刻的地方，传递所要达到的目的显然不在活动本身。为了保证完成人类首次这种传递活动，国家除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提前攻关，专门研制适应在低温低压缺氧及大风环境下使用的器材不说，还得组织通讯、电视、消防、气象等多个部门的庞大队伍提前进入现场实验演练。整个传递活动下来，尽管耗时耗资巨大，也只能通过短暂的电视画面欣赏片刻，能到现场助兴呐喊的，更是寥寥无人。可以肯定地说，在那里，传递活动受藏独分子和反华势力干扰的可能性为零。不过，由于政治显示意味太浓、政治象征意义太强，你敢保证他们在其它地方就不会发表反对的声音？

所以，体育就是体育，奥运会包括火炬传递在内，它向人们展示的应该是竞技与力量、和平与友谊、团结与快乐。奥运标榜的不是伟大，不是富有，不是奉献，不是牺牲，而是奥林匹克精神之下的激情、拚搏、超越、理解、宽容。如果我们在要求别人不能把奥运政治化的时候，自己却在有意无意中抬高与渲染奥运以外的东西，那么你的对外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

五柳村2008年5月4日收到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在新旧社会两重天都生活过。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出生就碰上了日本鬼子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件，那时我们国家内有内战，外受列强欺侮。小日本侮辱我们，称我们为支那，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记得在上小学时，我读过梁启超的一篇文章，称中国人有四大弊病：贫，病，愚，弱。那时，人们连饭都吃不饱，一时瘟疫流行，又没有药治，哪能让人强身健体，只有活活等死。我当时认为自己生长在中国，是莫大的不幸。至于国际上开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在我的记忆中，有印象的一次是，1948年在英国举行的十四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中国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但仅获得了小组第五名，未能进入下一轮比赛，就被淘汰了。中国从1932年到1948年总共参加了三次奥运会，都因国家衰败，没有什么收获。

到1949年，中国人民结束了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终于站起来了。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在五、六十年代普及了广播体操，凡有广播的地方，都看见从老人到小孩，人人在广播乐曲声中做着体操；随后在学校里也推广了课间眼保健操，各种体育比赛在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般地普遍开展起来，人们不但丰衣足食，体质也得到普遍地增强。

在这个基础上，各项运动中此起彼伏地不断涌现出优秀的运动员。１９５６年６月，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中，我國２０岁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在１３５公斤的挺举中，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震动全国；随后有容国团获得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一改过去体育零纪录的痛史。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发展一日千里，体育健儿的成绩也突飞猛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以东亚巨人的雄姿派出体育健儿，出席了在赫尔辛基举办的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奥运会上。在随后的历届世界范围的体育比赛中，我国女子排球创造了“五连冠”的辉煌业绩；在１９８１年第３６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运动健儿分别获得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女子单双打冠军、混合双打冠军，几乎包办了整个冠军席位；１９８４年在第１０届羽毛球锦标赛中，我国女子运动员获得了团体冠军；在洛杉矶举行的２３届奥运会上，李宁连获男子自由体操、吊环、跳马、鞍马冠军，被誉为“体操王子”；女排又过关斩将获得本届的世界冠军；在巴塞罗那举行的２5 届奥运会及２００４年举行的2８届奥运会中，女排、乒乓球男女双打、女子单打分别获得冠军；在男子双人１０米跳台跳水比赛中，田亮与杨景辉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冠军，其他如射击、举重、速滑、蹦床、乒乓球、羽毛球、航模、散打、龙舟等等，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我国的体育明星如李小双、王军霞、叶乔波、伏明霞、邓亚萍、熊倪、王义夫……等等，如群星灿烂，闪耀天空。到2006年终，我国运动员在历次运动会上得到的冠军数，已达到2040个，创世界纪录1165次。从此，中国人已不再是东亚病夫，外国人都不得不以惊诧的眼光注视着中国。当五星红旗在授奖台上升起时，多少国人为之欢呼，为之骄傲！祖国啊！你这条东方的巨龙终于腾飞起来了。

2008年，在首都北京迎来了举办第２９届奥运会的壮举，各国健儿将云集中国，在竞技场上大显身手。我国将本着“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崇高理念，欢迎各国朋友，并借此把中华文明传扬到世界各地，让和睦、和平、和谐的声音传遍四方。放声高歌吧！世界人民心连心，四海之内皆兄弟。

2008-04-16

关于办奥运与盖大剧院的联想 陈奉孝

中国上届领导人做了两件大事：成功申办奥运会和盖了大剧院。关于花费上千亿元盖大剧院，当时就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有的提出在天安门盖一个象坟包一样的东西有点不伦不类；有的质疑大剧院今后的日常维护费用将会异常巨大，钱从哪里出？更有人质问，大剧院的门票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除了那些高官和大款外，普通老百姓谁能花这么多钱进一趟大剧院？“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花人民的这么多钱盖这个东西，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最广大人民可是八亿农民、平均收入不过千元的工薪阶层和只拿几百元低保的下岗工人！可是专家学者的反对有什么用？领导人决定要做的事，中国的老百姓，包括专家学者，再反对也是挡不住的。

关于申办奥运，国人反对的不多，其中最拥护的大概是房地产开发商和举办城市的宾馆饭店的老板们，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大赚一笔。党政高官们当然高兴，因为除了他们有机会不用花自己的钱进大剧院看“高档”的演出外，在出国访问时便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更加趾高气扬些。还有一些人更高兴，那就是海外华人。因为他们在外国属于少数民族，过去甚至被看做“二等公民”。现在他们可以挺直了腰干说：“你们西方人能做到的事，我们华人也能做到！”但是由于中国的人权问题和近来的西藏问题，举办奥运受到了国际上不少的责难，搞得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穷于应付，针对海外新闻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报道，现在正发动全国的舆论媒体对海外的新闻媒体进行驳斥，同时不得不封闭海外的舆论信息，这一点恐怕我们前任的国家领导人当初是始料未及的。

办奥运究竟要花多少钱，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想如果最后细算起来，办这两件事的花费几千亿恐怕是挡不住的。办奥运除了能刺激起国人短暂的一时兴奋外，究竟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盖一个象坟包一样的大剧院，每年有几个普通老百姓能进去享受一下那种高档的精神大餐？鬼知道！现在 不是强调“以人为本”吗？十七大不是强调今后的工作重点是要解决民生问题吗？如果把这些钱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上学难、看病难问题；用于帮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难，岂不更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戴？要知道，目前物价的上涨，低收入家庭的老百姓已经有点吃不消了！我真搞不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去多办一些实实在在利民的事情，非要劳民伤财，搞一些花架子不可呢！

陈奉孝
二00八年四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