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人语

有些专家学者经常爱胡说八道，简值就是瞎子摸象，说什么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人口素质低等等，造成我国的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无法早日致富，如此云云。众所周知，人口多耕地面积少，只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而且这是在短期内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基本国情，这是铁的事实。然而，广大人民的早日脱贫致富，并不是去靠掠夺财富、或者是靠卖资源等等来实现，而是靠广大人民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和利用自己的智慧来实现早日脱贫致富。

众所周知，日本的人口密度要比我国大得多，而人均土地和人均资源也比我国少得多，人家的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起飞，才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和实现了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美国，而且那时候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等等远远没有今天发达，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的成绩。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具等等都有如此发达的今天，我国的经济已经飞速发展了足足30年了，并称为世界上的所谓的奇迹，然而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换来的却是广大群众的普遍贫穷，经济早就出现了消费的严重缺乏，从而造成生产的严重相对过剩，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等等一等系列的严重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此时此刻，人们是否应该保持头脑的格外清醒，好好地查找问题的真正原因？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可能会犯错误，但是有错误并不可怕，关键要善于去及时发现错误，并把它纠正过来。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一再告诉人们：一个国家人口的多少，对于广大人民的早日发财致富影响不大，只有国家的政策，才是决定广大人民能否早日脱贫致富的关键；相反，人口多的好处却非常多，比如：人口多则市场大、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利于一二三产业的均衡协调发展、有利于一二三产业的早日做大和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有利于广大企业的早日做大做强、有利于各种产品的自主创新、有利于国防和军事的早日强大、有利于国家的早日强大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等等。    

     由于我国的人口多，所以我们也根本无需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靠本国13亿人民的庞大消费市场、就可以使广大企业早日实现做大做强，靠本国13亿人民的内需和消费、就可以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强劲增长等等。而一个国家的人口过于少的话，才需要过于依赖出口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才要过于依赖出口来使企业做大做强；我国可是地球上的人口超级大国，千万不能走人口小国的发展道路；应该千方百计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水平，要走依靠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来实现经济和军事的崛起，这才是明智之策也。

我国的耕地面积虽然很少,但是只要我们保护好基本耕地面积的安全,就一定可以保证粮食自给和粮食安全。而粮食生产只需要一小部分专业农民（比如几千万农民、甚至于更少的农民），通过操作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来生产,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其他的绝大部分农民的致富问题，我们还有大量的山地和丘陵（我国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却是耕地面积的几倍，人们可不能让其任意抛荒，浪费如此宝贵的土地资源是多么可耻啊！）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大部分的农民完全可以通过大量的山地和丘陵，大量生产经济形的农产品（除几种基本粮食之外的所有农产品）来实现致富。只要我们把合适生产农产品的山地和丘陵，都通上硬底化的公路，然后把这些山地和丘陵，全部大片大片地种养上各种各样的经济型农产品，而千种万种的农产品，都将会有最合适的土地在大片地种养,当某些农产品一个县的土地规模不够生产或不够供应市场时,则完全可以扩展到几个县甚至几个市的种养规模。可想而知，当我们看到千种万种的农产品，都有最合适的县在大规模地生产着、都有最合适的农户数量在大规模地生产着、都有大片大片的最合适的土地在大规模地种养着，这个场面是何等的雄伟壮观呀！而这些大片大片的农产品，都将成为各县市和各地区的骄傲，都将成为各县市顶顶有名的名优特产, 都将成为各县市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产业, 都将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都将成为各县市当地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当地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等等。

人们都知道，我国有13亿人民的巨大消费市场，有18亿亩的基本耕地，和几十亿亩的山地丘陵，有几百万平方公里领海资源，和接近两万公里长的海岸线资源等等。而要让大部分农民早日脱贫致富，并且让广大农民早日实现户均年收入达到二三十万元，是一定完全可以早日实现的。按照今天的物价水平和市场需求来计算，我国的农业在一年内的产值，要达到几十万亿元的规模是一定可以的。我国现在一共有两亿多户农民，如果保证一年有几十万亿元的农业产值的话，就一定可以保证广大农民，户均年收入达到二三十万元。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随着农民的不断脱贫致富，必然会不断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进程，从而让我国的农业人口一定会不断减少，从而促进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不断进入良性循环等等（地球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就是此逻辑的最好例证）。

     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好好地，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海洋资源，来进行农业生产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将18亿亩的基本耕地，承包给一小部分农民，专门用于基本粮食的生产，从而保证基本耕地专门用于粮食的生产，从而首先保证了基本耕地的安全，从而保证粮食生产的绝对安全。因此，粮食生产只需一小部分的专业农民，过操作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来生产，就可以轻松地、轻而易举地解决全国人民的基本粮食供应问题。我国的基本粮食的产量和市场，虽然比较接近饱和，而且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增长的市场空间和产量空间，可能还不足一万亿元左右的规模；由此看来，从事基本粮食的生产，的确只能够让非常小的一部分农民，早日实现发财致富。然而，其他的绝大部分农民的致富问题，我们还有几十亿亩的山地丘陵，和几百万平方公里领海资源。我国绝大部分农民的发财致富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山地丘陵和海洋资源，来大量生产经济形的农产品（如：水果类，瓜菜类，食用油类,肉类，药材类，棉花和木材类，水产养殖和海洋捕捞,果菜汁加工类，所有的食品加工，如此等等。）实现。我国的基本粮食的产值虽然可能不足一万亿元，但是我们的经济形农产品的产量和市场，还有非常庞大的产量和市场空间，还远远没有饱和，年产值要达到几十万亿元，是一定完全可以的。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山地丘陵，和较小面积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小面积耕地），来大量生产经济型农产品，并且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加工，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我国的广大农民，虽然不能靠种粮食来实现发财致富，但是我国的广大农民，一定可以通过大量生产和加工经济型农产品，来实现早日发财致富（如果只是仅仅让八九亿的农民，种几种粮食给四五亿的城镇居民吃的话，就算这几种基本粮食的价格涨到天上去了，到头来还是一样会穷死广大农民朋友。这个可是小学生的算术题而已，让大家见笑了。）。

为了让我国的农业向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为了让工业能够早日来反哺我国的农业，为了让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早日来参与农业的建设和发展，为了让资金、技术、人才人力能够早日顺利进入农业，为了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的早日致富等等。所以，农业的建设一定要有足够大的规模，才方便让工业能够早日来反哺我国的农业，才方便让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早日来参与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才方便让资金、技术、人才人力的早日顺利进入农业，从而让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等等。为了确保农业的发展规模有足够大，因此，农业的发展必须以县为单位，当一个县的产量不够供应市场时，则扩展到几个县或几个市的土地面积来种养一种农产品，并且一个县种养的品种绝对不能太多,一至几个品种为宜,品种太多则没有足够大的规模（然而，有些眼光短浅专家学者却建议，我国的农业发展，必须一村一品牌，即每村都有自己的品牌。但是，一村一品牌的规模的确太小，根本不能适合现阶段的我国国情，根本不利于让我国的农业向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根本不利于让工业早日来反哺农业，根本不利于让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大企业早日来参与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根本不利于让资金、技术、人才人力早日顺利进入农业，根本不利于科研成果的早日转化，根本不利于让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等等。）。

至于那些县最适合生产那一种或那几种农产品,则完全可以通过组织广大的专家学者来反复论证，然后根据某某县当前盛产那些名优特产、产量如何、优势如何、人口数量如何、土地面积如何、地质地形如何、环境气候如何、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如何、资源状况如何、供求关系如何、供应的范围多大、是否科学合理、是否节能降耗、是否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资源共享、是否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制、是否安全可靠、是否能让广大农民实现早日脱贫致富等等因素来最终确定。比如说:梅州市最合适种植密柚、金柚、苦丁茶、针菜、茶叶，这五种农产品评为全国最为名优农产品,因此，梅州将成为这五种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而这些农产品必将成为梅州的支柱产业,成为当地人民和当地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当地的娇傲,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等等。再比如说：某某县确定为苹果、雪梨、枣子的生产基地，某某市和某某市则同时确定为小麦、玉米、大豆的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县确定为普洱茶生产基地，某某县和某某县确定为牛、羊、牛奶生产基地之一，某某市确定为水稻、花生的生产基地之一等等，全国两千多个县无须逐一说来。总之，全国的两千多个县，都必将分别成为千种万种农产品的生产基地或是基地之一，千种万种农产品都有最适合的县在生产，千种万种农产品都有比例最适合的农户在合作生产，千种万种农产品都有最适合的土地在生产，千种万种农产品都有参农大公司大企业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在生产，千种万种农产品在规划时就充分考虑到了销路和供求平衡的问题，千种万种农产品都将成为各县的名优特产和著名商标，千种万种农产品都将成为各县支柱产业和骄傲，千种万种农产品都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参与包装、加工、和销售，千种万种农产品都将成为走进千家万户的无公害产品等等。全国的农民种水稻的就专业种水稻，种茶叶的就专业种茶叶，种花生的就专业种花生，种苹果的就专业种苹果，种小麦的就专业种小麦，养鱼的就专业养鱼。广大农民都将成为专业农民或专业大户,从此再也不做自给自足的、小打小闹的、分散的、弱小的、兼业的、高风险的、低效率的、不适合为市场经济生产的等等经营模式。

当整个县的农民都在大量种养着同一种或几种农产品时,由于大家的语言又相通、加上广大农户又有非常丰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技术问题和品质问题则有政府和参农企业会协助农户解决,就连政府部门宣传的相关农产品的各种各样知识时,都完全可以使用当地的言语来广播,完全不用农民自己单打独斗去搞研发、搞销售等等。而且，这种农业发展模式，必定可以使各种农产品的品质有保证、和价格合理，使销路畅通无阻、和供求平衡，是一定可以让广大农民和广大参农企业都赚到钱和发到财的。

我国一共有两千多个县，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充分汇集全国人民的智慧来建设农业，完全可以让全国的各县域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农民早日做好分工合作，让全国各县域的土地早日做好分工合作，即让各县的名优特产早日做大做强和发扬光大。其实，全国的各县由于地理位置、地质条件、环境气候等等的不同，因此，全国的各县均有自身的最最优势条件，而且这些自身优势条件，完全可以让各县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竞争能力。沿海地区的各县，以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了二三产业，这是内陆各县不易模仿方面，内陆各县的确也没有必要模仿，如果强行模仿的话，只会让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雪上加霜（因为今天我国的农业发展太过于慢，从而造成广大农民普遍贫穷，从而不断地拉低了各行各业人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严重的缺乏消费力，已经严重地制约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已经严重造成我国的投资营商环境不断恶化等等）。除了沿海地区的各县，有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县因为有矿产资源的优势之外（一些县因为有矿产资源的优势，所以这些县就可以，以矿产资源的优势来大力发展经济，以矿产资源的优势为龙头，来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因此，一些县因以矿产资源的优势，来大力发展经济，也是其它县不能模仿的经济发展优势），那么其它各县，如何才能确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呢？然而，内陆各县的优势，都一定可以在农业特产方面找到，各县的名优农业特产，就是自己特有的产品，就是自身的最大优势所在。因此，内陆各县应该大力发展当地的农业特产，把当地的农业特产早日发扬光大，并早日把它做大做强，这才是我国广大农民实现早日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所在，这才是我国的农业实现早日做大做强的根本出路所在，这才是各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这才是我国经济崛起的根本出路所在，如此等等。

我国现在的土地产权问题，对于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的早日发财致富影响不大。众所周知，我国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而国家的一切行为，都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都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国家完全可以对全国的土地进行战略上的统一规划和统一部署。我们完全可以将全国各县的基本耕地，先规划出来专门用于基本粮食的生产，将其承包给一小部分专业农民(土地只能承包给人们经营，无论人们再有钱，都绝对不准买断土地产权或经营权)，从而保证基本耕地专门用于粮食的生产，从而保证基本耕地不会有其它的用途，从而保证基本耕地的绝对安全，从而保证粮食生产的绝对安全。全国各县域小面积的耕地（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小面积耕地，或难以平整的小面积耕地）和山地丘陵，由于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不一样，从而决定了各县域的土地的用途不一样，和优势不一样，从而决定了各县域的土地最最适合生产那些产品，从而决定了各县域的名优特产等等。我国完全可以将其进行统一规划和统一部署（只有全国一盘棋，将其进行统一规划和统一部署，才能保证产品的供求平衡，才能保证产品的销路畅通无阻，才能保证广大农民早日实现成功的分工合作，才可以完全避免不科学合理的恶性竞争，才能防止重复建设和反复投资的浪费，才可以完全让所有各行各业均衡协调健康发展，才能防止某些产品的严重过剩等等。），全部用来大量生产经济型农产品，将其承包给各县的广大农民，让各县域的农民组织合作起来，放心地大量生产当地的名优特产，从而保证各县特产都有最适合的比例的农民在生产，从而保证让各县土地具有最最适合的用途，从而保证让各县土地都充分发挥优势，从而保证让各县域都能成为各种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从而保证每一片土地都具有最最适合的用途，从而保证让各县的广大农民生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财富来，从而保证让各县的广大农民早日实现发财致富等等。

我国的农民虽然文化素质较低,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但是整片整县或整市的农民，都在种养着同一种农产品,由于大家的语言相通和互相认识,所以大家非常容易沟通和交流经验,加上技术问题、品质问题、科研成果的转化等等又有大公司指导，广大农户和参农大公司永远都是合作伙伴关系,大公司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广大农户，解决好产品的质量问题和所有的技术问题，全国各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也非常容易通过参农大公司，早日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当地政府部门用电台宣传农产品的各种经验和知识时,则完全可以用当地的语言来宣传。因此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就算再低,也不会影响广大农民整片地大量地、专业生产农产品和早日脱贫致富问题。所以说，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非常发达的今天,只要有好的适合祖国现阶段国情的三农发展方案和方法，就一定可以使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而只有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上去后，农民才会有足够的财力和时间用于终身学习,用于提高各方面的素质,用于旅游度假等等,过上和城里人基本一样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城乡差别大大地缩小等等。

国家对农业的全面免税、和补贴种粮食的广大农民，这虽然不能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虽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虽然是亡羊补牢的方法，但是对于农业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和非常深远，对于农业和农村的早日腾飞一定可以起到杠杆作用。党和国家只有让工业早日反哺农业，让城市早日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早日深化农业农村的改革,早日为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规划好宏图,早日为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好规划和指明方向；不断改革和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断改革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尽快让广大农户，早日告别自给自足的、小打小闹的、兼业的、高风险的、低效率的、低回报的、不适合为市场经济生产的等等，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转而让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让广大农民均成为专业农民或专业大户。这样才能早日解放农业和农村生产力，从而让广大农民早日实现脱贫致富。人们相信我国的很多农户，都想早日成为纳税大户而感到光荣,并不想成为靠拿国家补贴的贫苦农民。相信各地方政府和国家，都想早日多渠道开发税源，都想早日开源节流，都想早日减轻广大企业和广大人民的纳税负担，都想早日改善全国各族人民的国民待遇，都想早日健全和完善我国各项保障机制，都想早日推动我国的民主法治化建设等等。

党和国家的政策既然这么好，既然都代表着全体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既然都代表着全体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广大农民和广大参农企业、有理由不赚钱和发财吗？为了我国的经济能够早日健康发展，人们应该大力支持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工业尽快反哺农业,让社会各方力量都来大力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让全社会都知道现阶段大力发展农业的重要性。金融业也更应该大力支持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国的农业是非常落后的产业,并且，农业的落后会严重地制约工业和服务业飞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即使能向前发展也是不可能长久的，很快就会被农业的落后而严重地拖累！同样地，其它的所有的各行各业、和社会主义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会被农业的落后而严重拖累。所以当务之急，必需让农业早日飞速发展起来,才能让这三个产业早日解除相互制约，而转为互相促进和良性循环,才能使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得更好更快,才能使三个产业早日做大做强。因此，银行只有大力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只有农业飞速向前发展了,工业和服务业才能更好、更快、更持久、更健康地飞速向前发展,这样银行借给工业和服务业的资金才会更有保障,银行的坏账和呆滞账才会不断下降,银行的盈利才会不断上升。至于广大农民和参农公司的借贷规模,银行也无需担心太小,全国的两亿多农户,若每户平均借个一二十万,再加上参农企业这一块的贷款,恐怕银行一时之间也拿不出这么多的资金来。银行大力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不但生意做得更大了,而且资金也更加安全了,盈利自然而然也就更高了,这不但对三个产业的发展和做大做强非常有利,而且对银行自身的发展和进一步做大做强也非常有利,确实是利国利民又利已的大好事,金融业何乐而不为呢?那个方面发展比较落后和比较慢,银行就应该大力支持那个方面；某些方面发展得太过于快或太过于热,就应该对这方面支持少一些,力求三个产业均衡协调和全面健康发展,力求各行各业全面地、均衡协调地、科学合理地、和谐持久地等等飞速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我国的全体人民才能早日脱贫致富，国民经济的发展才会有强劲的内需和消费，我国的经济才能更好更快地飞速向前发展。只有全体各族人民的收入水平都提高之后，各地方政府和国家的收入才会更多,我国才会早日实现繁荣富强。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为发达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为全球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为全球的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如此等等。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一样为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为台湾香港的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同样道理，农业的飞速发展，必然会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农村的飞速发展，必然会为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内陆地区的飞速发展，必然会为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落后地区的飞速发展，必然会为繁荣地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广大农民的早日脱贫致富，必然会为城镇居民带来巨大的商机；穷人的早日脱贫致富，必然会为富人带来巨大的商机，如此等等。所以祖国人民，一定要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一定要大力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一定要大力支持内陆地区的发展，一定要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和劳苦大众的早日脱贫致富等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地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之下，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资本，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培养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高级人才，引进和消化吸收了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现在的祖国，由于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严重不平衡，从而造成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从而造成资金、人力、产品和产能相对严重过剩，从而严重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飞速发展，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所有各行各业的进一步飞速发展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让全社会都知道，现在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广大农民早日脱贫致富的的重要意义等等。工业如果能够早日反哺农业的话，城市如果能够早日支持农村发展的话，现在的祖国无论在资金方面、还是在人才和技术方面，都是不会短缺的；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对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法、和高水平的理论指导经济健康发展，人们可万万不能永远都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建好的大楼明天拆掉，今天修好的马路明天拆掉，如此反复建设固然可以大大地拉动所谓的GDP，从而保住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但这样的方法是得不偿失的，这个道理小学生都可以看明白，为什么一些拿了博士学位之后的专家反而无法明白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工业早日反哺农业（如让实力雄厚的企业来参与农业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城市早日支持农村发展（如为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帮忙出谋划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富人早日帮助穷人脱贫致富（如让富人投资一二三产业，从而让三个产业均衡协调健康发展）；我们都懂去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可以帮助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从而实现大家共赢的道理；难道我们会不懂去帮助农业和农村发展，去帮助广大农民和广大人民早日脱贫致富，也一样可以大力促进自己的收入，也一样可以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也一样可以大力促进投资营商环境不断良性循环，也一样可以大力促进国民的经济飞速发展等等，从而实现大家共赢的道理吗？然而，在国民经济飞速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全体各族人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都是最大的赢家。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国家愈早对农业发展进行规划部署的话，党和国家就可以愈早解决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所有各行各业的发展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我国的投资营商环境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广大大学生和广大人民就可以愈能够找到好工作，广大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就可以愈早进入良性循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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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州农民谢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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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中的密探

陈奉孝

最近关于当年在反右期间冯亦代曾在章伯钧家当密探一事成了网上的一个热议的话题。不过这事却是由冯先生自己谈出来的。我想，自从右派摘帽、改正三十年来，冯先生一定经过了痛苦的心灵挣扎，番然悔悟才勇敢地把自己犯下的罪恶讲出来的，对此我倒对冯先生有一番敬意。冯先生当年也不是主动去到章先生家做卧底的，而是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被共产党指派去的，现在悔悟了，坦然把自己犯下的罪行公开谈出来，我想人们不应该再对冯先生过多的指摘，至少在我是如此。

当年我在北大与几个同学组织“百花学社”，与张元勋等人创办刊物《广场》时，也遇到了密探。当时由于我实际上是“百花学社”和《广场》的主要负责人，东语系的谭金水便主动找到我，帮我出了许多主意。例如组织人到天津各大学去“点火”，到北京市委去请愿，把北大的右派写的大字报由印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去等，差不多都是他向我提出的。反右后期，“百花学社”被迫解散，“广场”停刊，谭还建议今后“百花学社”和《广场》的主要负责人应单线联系，重要材料要保管好，以免被突然查抄，必要时应该出走等。那时因为自己年轻，对共产党擅长搞密探的事一无所知，平时我也从不以恶意猜度别人，所以对他特别信任，我出逃前把我的日记本和一些重要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仅如此，我还贴出最后一张大字报“我的声明”，声称我对“百花学社”和《广场》的一切活动负责，想借此帮助其他人过关。后来我被捕，在草岚子看守所经过三十多次提审，我始终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集团”，可在判刑时却把我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首，判了十五年，谭金水却因坦白检举有功，教育释放。说老实话，当时我恨透了他，怪不得在提审我时，审讯员对我们的一切活动了如指掌，原来是他早就把我们出卖了！

八0年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张元勋告诉我说，谭金水是北大党委派到我们中的卧底，我还将信将疑，我当时认为他可能是受不了压力才出卖我们的。张又说，你回忆一下，当年在整风反右期间，谭金水为什么从来不公开出面？我们一起判刑时，我们都饿的皮包骨头，而他却白白胖胖？你被捕后（我是9月16日提前被捕的，张元勋等人是12月25日被捕的），为什么谭金水“失踪”了？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到东语系找谭金水，他没有参加，但我打听到了他现在的住址和电话。于是我打电话给他，但我一报自己的姓名，电话马上就卦断了。后来我又写信给他，问他当年你究竟是因为受到压力还是党委派进来的？并且我换对他说，我绝不再恨你，反右是一场历史性错误，再纠缠个人恩怨是没有意义的。但为了澄清事实，对历史负责，希望你把当年的情况告诉我，我保证为你保密。信没有退回，但也没有收到回信。去年我在网上又再次吁请他出面说明事实，仍然没有回音。今天我再次吁请谭金水出面公开说明当年的实情。谭金水老同学，不管你是当年被指派进“百花学社”和《广场》的，还是因受不了强大的压力才揭发检举的，你同五十五万右派一样，也是受害者啊，希望你勇敢地站出来吧。

 

                                  陈奉孝

                                  二00九年四月十四日

祭林昭

——2009年4月20日我上林昭之墓祭扫

施卫江

 

      林昭女士，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留得英魂在，不怕伸冤屈。

自古英雄多磨难，宝剑自磨砺出。以正义理想抗争邪恶现实而大受磨难的经历，使得您以个己有限之小我融入进宇宙大我之中，从而实现了无比的崇高和壮美，真诚地还原了“刀在口上之日”之自我。

当您步完了极其悲壮屈辱的36个春秋的旅程之后，留给我们后继者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于是您不必辜负生命之短暂，您已经超额完成了您的人生使命，可以留住此墓地好好安息了。

    林昭，您并不孤单，尽管中国的普罗大众并不了解您，也不能理解您，当年上书告密、助官镇叛者到了今天还是极力回避道德责任的大大地有，甚至嘲讽您、厌恶您的也有许多。是的，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百姓并不期盼带来光明的火焰，也不需要盗取火种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寄托于精神安慰的只是祭拜“火神”——各类纵火的造孽者。可是您知道吗？当今时代的中国已经处在了全球化氛围中，一大群有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已经崛起。我们这些有正义感、良知尚未泯灭的知识者都可感受到您的屈强抗争中有何等超拔的道德勇气，您以寻道者姿态所展示的道义之凌然实在领我等后辈可敬又可佩。

    今天，我来到了您的安息之地祭扫，希冀与您心灵对话。在此，我以我对您深怀崇敬的诚挚态度为证，表明了我们之间是性灵相通，气味相投的。

在这个庸俗低贱的国度里，“面子”习俗充斥着一切领域。国人之所以十分热衷于此道，是因为“面子”作为宗法社会等级排位的符号形式——面具，而具有特别看重的性质。在红色王朝，每个人实际所享有的具体“面子”形式是以等级排位的名义展开的，是以政治上的忠实可靠性来定夺的。在此，“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拥有知识就背离了“全心全意依靠”的大方向。同样为阶下囚徒群体，良心犯的地位更是最最低级，从而生存最最悲惨，他们常常要遭受到同牢室里其他刑事犯等囚徒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彼等的政治地位至少还得高出良心犯人一级，乃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力，于是彼等在五十步笑百步中得到了快乐和满足，同时代的张志新等良心犯人也遭遇到与您一样的待遇，乃至于新世纪的脑力劳动者孙志刚也有同命运的遭遇。而正是您，却偏要打破这种国粹的游戏潜规则。在那么艰难痛苦的境遇里，您始终高昂着知识分子秉性的人格尊严之头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等等——始终不让无数庸众们满足其嗜好的“面子”——低头认罪，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勇气和毅力呵！

为此，您饱受了身心摧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您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对您斗争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您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您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忆》）

    尼采说：“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对于自甘情愿的事情，他人的外部干预太显勉强；然则中国国民的浑噩在于，那些坐稳了奴隶位置者，再加上坐不稳奴隶位置者——远非只是做“看客”罢了，而是全都极不容忍有异己的独立自由的人士生存于世上。在“阶级斗争”哲学的模式里、在“最高指示”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下、在“非左即右”的逻辑中，极不容忍有中间地带、缓冲空间可供独立、自由的下层人士去安身立命。作为智者秉性的价值观体系，天赋着“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的您，干脆选择了“不自由，毋宁死！”，肉体的毁灭换来了灵魂的升华，于是，在这灵岩山的静谧之地找到了您所静心安息的好地方。

今天，我来到您的安息地，敬您的精神伟力，以唤醒我这样的人士在平和环境里安逸生活中的麻木神经，使激励起我的斗志，好让我如身临其境般地体验一番中国现代历史中“斗争”场面的严酷性、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身心历程的凄怆一面。

您的遭遇就是一个缩影，衬托出的正是我们民族的深切苦难，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大灾难的真实写照，是国粹“精英淘汰率”最真实的展示。

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物质与精神）的交织体，人是由肉身与灵魂的双重构建。因此，人之尊严与屈辱与否都是在物质与精神、肉身与灵魂两方面同时进行、但并非是同步等比率地展开着的。

您的母亲不得不为您的肉身毁灭支付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为此，当场昏厥了过去。这“子弹费”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符号，强烈地宣示着将您的全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她永世不得翻身”的阶级斗争理念，凸显出“无产者”低贱无耻的典型秉性，以显露灭绝人性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面目。然则，在灵魂深处打上人格羞耻烙印的恰是暴虐的“无产者”们，而不是您及您的家人，尽管“无产者”们想用子弹费来耻辱您及您全家的肉身。

当“无产者”以低贱无耻秉性而无知自豪、麻木自得的时刻，恰是彼等狂欢的节日庆典：“卑贱者最聪明！”。悲乎，其时知识的精英已经插翅难逃作祭品的宿命。

    今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说，您是为抗争专制独裁而献身的，但是在我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在本源上，您是被吃人的整个社会系统“吃”掉的，不是吗，且看那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年代，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地上，到处都是响彻云霄的“万岁”、“万岁”；“打倒”、“打倒”的吼叫声——在此，哪里能分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线？

在我看来，真正使得您招来磨难和杀身之祸的就是您的高贵优雅的精神气质、禀性和天赋，至于什么的“反革命罪”全是借口而已。因为您的内在性格和气质远远疏离了中国人民大众，背离了“打成一片”这个庸众做人的国粹“法则”，与彼等是格格不入的，但却使您大大亲近了上帝，获得了神圣不朽的品格，升入天国中独享安宁。

                                                     施卫江

                                 2009-4-11于江苏省昆山市吴淞江畔

摘要：打江山，坐江山。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成了一个毋须置疑的思维模式。“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虽然号称天子，但人们并不打心里认为他有什么天然的合法性。“有枪便是草头王。”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靠的都是自己的兵马，只要谁的羽翼丰满了，就“彼可取而代之也”。这种思维模式的后面是把天下当作了私产，只要有朝一日登上了王位，天下的一切就都是俺的了，并且可以子子孙孙地传下去，实行“家天下”。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却始终走不出统治者武力夺取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人民一直处于专制之下并屡遭战争之苦的历史困境。　查看全文

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应该深刻反省

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以萨科齐为代表的法兰西式人权价值观充分显露锋芒于对华外交上，去年12月6日法国总统以及波兰总统分别在波兰的欧峰会上再次见面了达赖喇嘛，于是又一次将涉及西藏这个敏感话题的中欧论战推到了风口浪尖。可是几乎在全体中国人看来，即使在信仰西式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都觉得西方在对待西藏问题上的价值观大有失却公正之处。

今天，随着捷克接替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欧盟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的纠葛恐怕不会少于前期。

(一) 人权的双重标准

汉族人与藏族人之间，人权的价值尺度呈现高与低二分，藏族人似乎是“优等”人种享有“特权”，即他们的人权价值显示出理应高于汉族人的。藏族喇嘛为了自己的所谓“权利”，可以动用一切粗暴手段，甚至野蛮、残暴、罪恶行经，如“3?14”拉萨暴力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打砸抢烧”等行径，却反而是汉族人的罪过而大受西方人的严厉谴责。

在平定西藏骚乱期间，即使汉族统治者采取了措施，其罪过，我以为，还远远抵不上藏族喇嘛的所作所为，因为对于人的生命权利的剥夺是最严重的罪行，可是西方舆论的导向，却一边倒地批评汉族人，感情倾向明显。

当北京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地的接力传递途中，时时遭遇到一些藏族不法分子的干扰和破坏，其原因之一是，这种低级趣味、耍无赖的不法行为得不到西方世界舆论的有力批评而制约。

须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广泛地推行了平等的民族政策，到了小平时代就采取了倾斜政策，汉族人在西藏变成了二等公民，而藏族人仿佛成了珍贵动物似的被予以特别的保护。譬如，在西藏的汉族人干部，他们的子女和家属是不享有公费医疗的，但藏族人包括农牧民全部享有公费医疗；还为牧民提供免费房屋，藏族人可以佩戴腰刀等武器；可以无限制生育；招工招生，藏族人更是绝对优先，比如一样去考大学，藏族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只及汉族人的一半；一个事实是，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统计数字表明，１９５０西藏人口仅为１００万人，２００７年西藏人口总数达到２８４．１５万人，比１９５０年增长了１．８倍，其中藏族人口占９２％，而汉族只占５％。（新华网拉萨５月４日电，记者 拉巴次仁）西藏人均寿命从１９５９年的３５．５岁提高到目前的６７岁。据统计：1965年至2004年，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收入累计达968.72亿元。近10年来，对口援藏省市先后投入53亿元，支持西藏建设。多年来一直保持着12%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西藏还建立起了200家农村超市。反过来西藏人对于中华大家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贡献为几何？——可就是在号称最注重平等价值观的西方人眼里，老是说是汉族人歧视藏族人，其报道总说，后者绝对是受欺凌受压迫者。有些西方媒体更是不负责地跟在藏青会后面叫嚷：“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９年间中国政府屠杀了１００多万藏人。”

反过来，在“3?14”拉萨骚乱事件中，藏族暴徒确实杀害了一些无辜的生命，死者中有老人、妇女和儿童，但西方媒体却很少提及。一向标榜反专制反独裁的西方，现在却反过来肆意美化旧西藏暴虐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冥顽不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制度，将集“神”和“王”于一身的达赖喇嘛像菩萨一样的供奉起来，并试图协助他，以构建一个以种族和文化清洗为手段使之成“纯粹藏人”的国家，他甚至狮子大开口地妄图把现今西藏自治区之外的所有藏人居住区全都划归入他计划中的“大西藏”之中，而这些地区以前从未接受过任何藏族人的管辖。

现代西方推行的民主政体是以“政教分离”为原则，可是人们如今却遗憾地看到，西方人热烈崇拜着达赖，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其身份只是“喇嘛”，却照样可以在西方从事各项政治活动；那些藏独分子大都是由喇嘛构成，却照样可以闹起“喇嘛革命”来，其手段不外乎采取各种暴力，而动用暴力时候却打着“达赖”的旗帜和画像。这样就讽刺地表明了：一边动用暴力，一边可以将西方人眼中“和平圣徒”形象的达赖用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再回过来反治西方人，两者可以并行而不悖，尽管达赖声称从不赞成暴力，然而对于其信徒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声望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以及滥用暴力手段却含糊其辞，从不划清界线，从中显露出达赖其藏传佛教信仰的虚伪性。更重要的是，人们又一次目睹了西方人所操持人权的“双重标准”，正是在这“双重标准”下，藏族喇嘛暴徒才敢作敢为。

(二) 藏族人的权利是与汉族人的权利无关联的？

以为藏族人的自由和人权可以孤立、抽象地脱离出中华民族的大群体，以为可以单独地予以解决，从而将全中国占压倒性人数比率的汉族人的人权搁置在一边，起码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如此，即使退一百步来讲，也是检了芝麻丢西瓜，到底是何种用心呢？

康德的政治哲学指出：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必须与自由民主秩序相契合，也只有自由民主国家能保护人权，成为公正世界秩序的基础。为此“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表明了自由民主是作为基础性的价值理念而理应首先奠基于整个公正世界秩序大厦之底层，于是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合法秩序进步的必要性过程步骤，自由民主就理应优先于民族独立的价值理念。康德的世界和平精神给予我们的启发是，人与人生活于相互间的和平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必须被建立起来的。也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

因此，一个国家内部各个民族间能够达成和平共处的融洽环境，必须是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这样，就首先得在社会发展水平大大领先（相对于国内而言）并且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汉族人中实行自由民主秩序。可是世人所看到的是，每当西藏发生了民族冲突，西方人总是将藏族人的自由和人权放置于首要位置，作为高高在上的特权民族压制、凌驾于汉族人之上。康德指出：“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为基础。”同理，在中国的内部各个民族的和平共处，必须建立起一个普遍的自由民主秩序是先决条件，而这个基础占压倒性的主体，无疑是汉族同胞，也就是说，在中国欲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目标，起决定性因素的是汉族人的觉悟，而不应该是优先去解决边缘小民族群体特别的利益和权利。而汉族人觉悟的历程是相当漫长的，这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三) 新闻报道严重歪曲事实

新闻的普世原则就是客观、公正和中立，这也是西方传媒一贯所倡导并以此为标榜的。由此出发，新闻报道忌讳的是预设立场。但在此次“3?14拉萨”事件和此后围绕藏独的一系列报导中，中国民众震惊地看到，原来一向以新闻自由、新闻公正的标兵和导师自居自豪的西方传媒，却不客观地在筛选信息、预设立场、排斥不同声音，并且还文过饰非、挟制民意。

譬如，反复在渲染：“中国政府对西藏民众的血腥镇压”，为此“军事镇压”、“武力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文字随处可见，全然不顾事件的骚乱本质和事实真相。德国媒体将尼泊尔警察在对付喇嘛们的照片硬安到中国的警察头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法新社在各自网站上使用了一张描述一辆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的图片，虽然CNN网站的图片说明写的是“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但图中却看不见类似场景。事实上，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只是CNN和法新社未选取这种客观描述暴徒恶行的照片。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用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然而BBC给出的图片说明却写道：“在拉萨有很多军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救护车上大大的“急救”二字。西方媒体在报道达赖喇嘛时，常常配发他的标志性微笑的照片，并反复强调他的“非暴力”主张，结果就三人成虎，“真”的塑造出了达赖喇嘛真诚、善良的国际形象。当西方人遇到与该形象不符的信息时，往往会本能地否定新信息。加上中国政府在西方世界的“专制”形象，就导致“无论中国现在怎么说，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西方的新闻报道当然折射了相当部分西方的民意，倒是主要不是西方政府的倾向，正是西方的民众对于中国西藏的无知和偏见，才导致新闻竟然会如此弄虚作假，不管怎么说，这无疑严重损害了西方传媒的信誉度和合法性，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四) 不顾历史事实

对于历史的相当无知却又不愿去了解。在西方人眼里，西藏总是被看成是个“香格里拉”（藏语“吉祥如意之地”）的胜地，是个佛教国度的“世外桃源”，是个耸立在巍峨高山之巅的宗教圣地，白茫茫的皑皑雪峰显示出神性的圣洁，它离天堂最近、离尘世最远……。在西方数代人的幻想中，西藏就是这样一幅图景。多少年来，对于西藏的香格里拉式想象与神往，积淀成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板结层，表现在宗教、人种学、文化观念、地缘经济与政治理念等各个方面。西方人非常笃信达赖喇嘛的宣称，说成是在西藏，“佛教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广袤的处女地孕育了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我们享受自由和自足。”于是，将西藏的图景，用一种特别带有诗意的浪漫主义情绪来看待，藏传佛教似乎就是某种启蒙哲学，可以医治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困境。西藏人被看成是少私寡欲而天真无瑕的群族部落。这样的西藏自然成了“香格里拉”之地，成为世外桃源的化身，反过来，现今在西藏从事各项开发和建设工作的汉族人恰恰被看作是这种田园牧歌般景色的掠夺者和破坏者，而这种成见又通过西方的一些文艺作品，如好莱坞影片等进行大肆渲染得以强化。

可是西方人不愿意去了解，西藏的历史在由汉族人进行治理之前，其人权状况是何等地低劣，在西藏人完全自治的年代里藏族人生存于何等程度的“自由”？那种文明未开化的状态相对于今时代的中国文明来说，是进步还是倒退？

西方人视而不见：中国的中央政府数度拨出巨资修缮西藏的寺庙，保护文物，整理古籍，所花费的钱款和人力投入是多么巨大。凡是到过西藏的人都不会不看见，西藏各处寺庙大都修缮一新，里边到处人头攒动，经声朗朗，西藏人民的宗教活动并未受到过多少政府部门的干扰，倘若以纯粹的、绝对的现代西方的宗教自由标准衡量，则绝不只是简单的西藏地方上的问题了，亦即是全中国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汉族对于藏族的宗教压迫。退一步讲，即使是单方面谈论西藏的宗教自由，则也得以历史的尺度来衡量。须知，在从前的西藏农奴制时代，地位低下的农奴们生活是多么的悲惨，人们完全有理由去怀疑：那时候西藏地区究竟有多大的宗教自由？譬如说，一个农奴打算该宗另立门户信仰其他的教派，他有这个自由吗？——在这里又显示出西方人不可思议的人权双重标准：一方面，西方将自己的价值观推销给第三世界作为“文明的传播”，可另一方面，却又将原本极其原始落后的西藏接受较为先进的汉族文明视作为“文化侵略”——其实并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扼杀西藏文化的图谋。——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真相，中国政府历来对待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是多么深入。正如西方人相当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懂得左倾主义的要义，总是以为凡是弱小民族总是受欺凌的，总是认为，妇女在中国地位低下因而受欺凌那样，岂不知在中国的大城市社群里，左倾色彩的女权主义已经肆虐得许久了，大城市女人在社会地位和法律保障上，早已超过了普通男人许多！

(五) 激进疗法治不了病根

由于以上的种种错误的所作作为，并且不顾中国国民的实际认识水平，亦即国民性实情，硬是要将西藏的人权快马加鞭扶植“上岗”，其导致了中国国民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大爆发，如今年上半年所展示的“爱国”狂热那样。

企图一举铲除专制，却偏好强行手段，犹如用酒精杀细菌嫌浓度不够高，而肆意添加酒精量，其结局是欲速则不达。可悲的是，这只会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人未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实情，只能表明其战略思想的严重失败：奥运圣火风波过后的严重后果，是中欧双方民众的相互敌对。在中国，很多人由于这次拉萨骚乱和圣火事件，改变了对西方人的看法，特别是西方媒体颠倒是非、罔顾事实的做法，更让中国人看到西方所谓民主自由背后的政治偏执，以及根深柢固的反华思维。于是乎，正好打开了一扇给国人愤青族情绪发泄的大窗口：“只批判可批判的，不批判不可批判的”（朱学勤语），以使愤青族施展其圆滑和玩弄势利之术，自以为就是“爱国”之举了，巴不得坐不稳奴隶位置：“看着成千上万的一颗颗跳动在MSN上的红心，不仅让人感动不已，而且还让人充分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执着地向着祖国跳动的一颗颗赤诚的心灵。”（东方网：《闪闪红心已超500万 三分之一MSN用户共诉爱国情》）

可见，西方国家自以为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实际上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突破口，去发动什么“颜色革命”，受到了全球华人的强力反弹，正是得不偿失。这场“喇嘛革命”和奥运会的后果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八十年代之后出生的青年人，对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的好感荡然无存，使他们认识到西方国家是多么的虚伪，西方主流媒体是充满偏见的。

有些西方政客（如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曾经非常确信，在这个网络时代，新闻透明度似乎高得不得了：“中国网民的总数超过了德国。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想控制和引导公众舆论的做法只能失败。中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目前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这当然需要时间。而我们必须经常提醒他们。但我可以放心地说，这一过程是难以阻挡的。”——事实上，西方人确实难以理解，中国国民之奴性是多么冥顽不化。其结果给中国统治者带来了高兴：正是你们才把我们的政府、老百姓和知识分子逼到了一起，联结了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

    西方人应该懂得：中国的国粹是“攘外必先安内”，为此目的，统治者所享有的与其统治位置相称的“面子”是万万不可缺失或损害的。所有的宣传譬如“妖魔化西方”，以及维护自己被妖魔化的脸面，其实都是做样子给国内民众看的，其目的无非就是“牧民”，即维护统治机器的等级秩序。

为此国粹， 整个汉民族已经在自身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十分深厚的群体下意识。就如生物的进化，由于特长历史的积淀和特大群体的维持，由于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欲短期内急速改变此群体下意识是几无可能。西方人急切地用浓酒精杀菌，用自以为是强烈的批评语言，但实际上却是十分卑劣的方式去对待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会激起了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果然，一个民族的发展不能单凭自己的孤立封闭，需要有竞争的外在环境和氛围，譬如有来自外界的批评压力，这也就是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然则，任何“挑战”均应适度的，不能过分，不然则适得其反。
 
(六) 用低级文明遏止较高级文明是肮脏的政治

在此，突显出西方人的利益中心观：惟有他们的殖民史才是有意义的，因而西方的文明传播是有贡献的，其他次等民族的文明推进则鲜有价值。用低级的文明来遏止比较高级的文明以达到自己的自利目的，这途径早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冒险的，而且是肮脏的手腕，它既远离了基督教的博爱崇高理想，又不符合现代伦理学特别强调手段和途径（过程）的意义和价值。事实证明，大力利用低贱性的人群和事物，其历史教训必定具有惨烈的后遗症一面，因为这是饮鸠止渴。

冷战时期，法国曾庇护过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两伊战争期间，西方曾大力帮助伊拉克的萨达姆；当年阿富汗战场上，美国曾扶植沙特大亨本?拉登和塔里班分子联合抗击苏联；当苏联瓦解后，曾经一度对俄罗斯境内车臣地区的反叛分子怀有好感，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曾利用过毛泽东的中国来遏制苏联，等等，其结局呢？——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年越战时期，亨廷顿在分析越南这个国家的治理问题时，认为“亚洲价值观”与西方的明显不同，在一个凌乱纷争的国家里，如果谁能提供一个起码的结构，人民就会站在谁的一边。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策略应该是利用越南人的传统宗教和家族权威结构来对抗越南共产党，而不应当是在越南建立民主政体。这在实用主义看来确实是合乎逻辑的，而在尽力利用低贱性上，恰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

如今，令世人遗憾地看到，西方人又打起这副牌，又玩起这种“赌局”，积极拉拢西藏的喇嘛们，利用绝对闭塞地区土著秉性的低级落后野蛮残暴来对抗汉民族的比较先进和高级的文明。

西方人该到了反省自己，如何对待东方文明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评估自己在西藏的人权政策的时候了。

施卫江
2009-1-2
江苏省昆山市
 

  胡锦涛的报告详细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并且号召大家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世界所公认。但是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却是说法不一，就是我们亲自经历过的人，也往往各有侧重，各有看法，有的甚至大相径庭。记得1992年我去美国参加地球物理勘探年会时，我的一个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朋友，就很担心的问我，中国现在走的不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吗？就是在国内，也有不少同志由于不了解全局，而对“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感到迷惑。更多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对当前社会上愈演愈烈的腐败风气感到担忧，种种在金钱面前出卖灵魂，追求名利，唯利是图的现象正在浸透和损害各个行业的情况，感到十分困惑。因此，对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们追求的理想和道德标准究竟是什么产生了疑问。后来，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紧接着，也就是两年前，即十七大召开之前，我又开始听到了要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让我感到中央是清楚这些倾向的严重性的 ，是已经到了应该通过认真地总结以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的时候了！而这次胡锦涛的报告就是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把这个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通过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将举得更高，并且对这面旗帜的内涵作出了更为明确的阐述和具体的定义。这就是一面具有中国特色，密切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的旗帜确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而鲜明的旗帜就能团结更多的群众，我们的队伍将更加生气蓬勃，我们的步伐也将更加整齐划一，我们的队伍在争取美好的明天中将具有更加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

    胡锦涛的报告通过“十个结合”具体的解释了“中国特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我粗略地把它概括成以下几个要点：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2、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素 以及生产关系必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观；3、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公平与效益应该相对统一的社会价值观；4、中国共产党必须建设成为一个能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生息与共，并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建党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皆有之，只不过你是否自觉而已。回顾自己的世界观的进步，和从不知觉到自觉的过程，确实是和国家的发展和党的教育密不可分的。在解放前，是传统和社会现实教育了我要做一个有道德修养和有益于社会的人。但当时的社会现实却狠狠地教育了我，只有清除贪官污吏和将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中国才有希望，个人才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国家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等等，形成了一个模模糊糊的起始阶段的人生观。解放以后的一系列学习，尤其是“社会发展史”和“共产党员修养”，让我的世界观逐步明确起来，并成为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己行动的基础。大学中的系统政治和哲学教育，我才读了一些马列原著，对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了更多的认识。但同时又对苏联的理论脱离实际，明目张胆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以及国内由于“反右”、浮夸、而造成的严重问题感到茫然。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曾经使我对一切政治都不想和不再 过问。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来的人生观信念帮助我理清问题的所在。我虽然对扭转当时的那些非常态现象难能有所作为，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是我坚信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终归是要前进的。我的人生观的信念帮助我摆脱了思想上的困境。

  极左路线造孽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很多人对所受到过的人生观的教育发生了怀疑、动摇，甚至走向原来事物的反面。文革乱世中的那些“急先锋”将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极端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不少人对理论失去了信心。我 曾亲身经历过在当时被宣扬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样板---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中的三天“留学”。在那里，极左的狂热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学员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都可以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当作切入点而进行一场极其“严肃”的“斗私批修”和“灵魂深处的革命”。而你则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所谓自觉的“刺刀见红”式的自我批判。 他们将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庸俗化到了极限。许多单位里的造反派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更是横行霸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抓住你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行动，对你进行惨无人道的“触及皮肉”的斗争。这场长达八年的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歪曲和践踏，在人们心里留下了可怕的烙印。所以，文革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早已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在谈话中，文件中，依旧不愿意提及或避免使用“人生观”、“世界观”这些字眼。 但是人生观、世界观是客观存在而且是无法回避的，因此，稍后就起用了“价值观”一词。以后，才又逐步逐步地，开始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由于东欧及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类词句的出现频率也大为降低。这真是一场历史的讽刺啊！但是真理终归要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上，现在胡锦涛在报告中，正式庄严地宣告 ：“30年来，我们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既然，我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作为我们对事物的分析和政策的依据，我们就必须对一切事物和社会现象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就像马克思、恩克斯那样对事物发生的社会原因，通过“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这就是要努力去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行事。 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长期处于绝对贫穷的国家，尤其要这样，即从实际出发，进行艰苦的探索和百折不饶的奋斗！30年改革开放的经历，30年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我们已经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要我们继续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戒骄戒躁，稳步前进，我们必然可以达到夺取全面建设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一个曾经是贫穷、落后的民族，经过100年的奋斗，将要变成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民对世界人类的伟大贡献吗？目前金融海啸冲击着世界每一个角落，这雄辩地说明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模式，我们更不能企图照套西方模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不可能简单地被其他地方套用。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现在有人宣扬“普世价值观”，以我看来，在当今社会的发展阶段，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普世价值观”。所谓“和平”、“博爱”、“民主”、“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一种口号而已。如果说人类社会将来发展到了某个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的各项活动不仅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且真正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境界（现在美国的生活方式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这种高耗能，高消费的模式是不值得推广的。当然中国更需要尽快改变自己的状况），那时地球村的广大居民已经不分肤色、宗教和种族习惯都基本达到相应的生活水平，困惑世界发展的“南北”之差，和宗教文化之争，已经消除，这时，“普世价值”才有实质性的意义，而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奋斗目标。有些可爱的人，天真地以为，既然我们在奥运会上打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那这就是“普世价值观”在中国的体现。他们将一个为发展体育事业的口号，等同于一种“政治信念”，并企图将它强加于13亿人的头上，且不滑稽可笑！有一些“普世价值观”的信徒则以为，“以人为本”就是普世价值观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或西方世界的专利品。其实，如果要进行一次不带偏见的“人道主义”的大评比的话，中国的得分将比任何其他地方毫不逊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次汶川救灾了，我们动员了一切力量，其效果为世界所惊叹！我们也充分的得到了世界的帮助，这就是“以人为本”的成功范例！只有我们13亿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办的更好，我们将为世界的和谐做出更大的贡献，博爱、平等、民主、自由才会真正地在世界范围里得到更加广泛的实现，中华民族对人类才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许宝文先生个人主页））

严重的问题是给农民以自由
——兼驳《乌有之乡》上的反党文章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为什么要教育农民，因为农民留恋私有制，不愿集体化。之所以把它看作是“严重问题”，说明农民思想非常“顽固”，而且有这样“顽固思想”的人非常多。

列宁也有一句名言：“个体经济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更是说明了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要改造农民、逼着他们走集体化道路的必要。

但结果如何呢？且用“实践”来检验一下这两句名言是否是真理。

如果从苏联１９２９年开始搞集体农庄算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算是搞了５０年。这５０年，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我们中国，农业的集体化完全是靠强力来推行的，许多因为对农业集体化有意见的人都倒了霉（在苏联有布哈林，连斯大林的老婆也因此事而自杀的；在中国有彭德怀等等。）但是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并没有给农民和城市居民带来幸福，而是带来贫困和不自由，缺衣少食，逃荒要饭，吞糠咽菜，甚至饿死人。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几十年呀，一直穷得直不起腰来。这是什么原因？这就要从根子上来思考：我们这个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究竟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对它寄予多少美好的期望呀，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正是由于这种“制度性失败”、“整体性的失败”（吴思语），才促使我们的党中央重新考虑要调整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有了小岗村这面旗帜。

让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为什么农民不喜欢人民公社或是集体农庄？为什么农民不听毛主席的话？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要尊重客观事物的固有属性和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魏巍在他的杂文《变》中说：“农民分了地主的土地，把土地证领到手里，高兴得几乎想在地里打一个滚。”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这是符合农民的愿望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固有属性的，所以农民在领到了土地证以后高兴得要在地上打一个滚。后来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农民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靠苦工分维持极其贫困的生活，实际上成为公社的长工，所谓的“土地证”，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当农民对他的劳动对象也就是对土地一点支配权也没有的时候，他还能有什么积极性？这就是毛泽东教育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后来不断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基本经验就是一条，就是要给农民以自由，不断地扩大农民对使用土地乃至拥有土地的权利。这既符合农民的愿望，也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所需要的。即将召开的从１０月９日到１２日举行的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将专题研究在新形势下推动农村改革发展问题。９月３０日，胡锦涛在视察小岗村时透露了会议的基本精神， 他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一些媒体的评论说：总书记亲临小岗村考察，一是给广大农民吃“定心丸”，二是进一步研究、探索今后我国农业改革的出路和方向。

这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可是一些极左派的老爷们，却认为是大错特错，从１０月１日起，《乌有之乡》网就开辟了一个“土地私有制专题”（后改名为“热点专题之土地变相私有化”）的专栏，集中火力，抨击“流转土地承包经营”，硬说这就是搞土地私有制。到１０月４日中午，这个专栏已发表文章１０４篇。下面我举一篇自称是共产党员的署名为马门列夫的“文章”给大家看看，看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货色。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反对党的三中全会通过所谓“农村土地流转”的决议》。“文章”说“听说党的‘三中全会’要通过‘农村土地流转’的决议了，这样的决议如果竟然通过，那么，党的代表大会就也成了给精英披上民主外衣的工具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权利声明：坚决反对这样的决议！一切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是表明自己的态度的时候了。”接着“文章”引用了一位网名为“暂时无派”网友的帖子来说明他为什么反对。他说这个帖子，使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本质的深入分析值得我们惊醒”。那么“惊醒”了什么呢？“1、所谓‘农村土地流转’就是土地私有化的道路；2、共产党如果通过这样的决议就是对农民缺德。”（这个贴子共写了10条意见，由于逻辑混乱，脉络不清，我只引开头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两条。）为什么说是“缺德”呢？据说如果实行这个“流转”，就要转回到‘打土豪，分田地’之前，也就是说要回到了解放前，就要一部分人当上地主，剩下的农民或当资本家的民工，或做地主的长工。——因而他就要“坚决反对”！

我不知这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有什么权利在互联网上公开地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重大决定？你读过这个决定了吗？党中央说了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吗，还是你的主观臆测？你凭什么漫骂党中央“缺德”？你有什么论据？这些论据站得住脚吗？一派胡言乱语！

还有这个《乌有之乡》，一贯坚持极左立场，攻击党的路线政策，制造思想混乱，似乎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救世主”。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实在可笑。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首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这是当年毛泽东用它来讽刺“苏修”的，今天的左派老爷们，请你们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你们像不像词中所说的苍蝇？

谁是最可怕的人？
——一个普通老人、普通党员的心里话，兼评魏巍的《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
作者：安宜生

魏巍 写了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使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忽然萌发奇想，也想“光辉”一下，于是写了一篇它的续篇——《谁是最可怕的人》，当 然我的这篇《谁是最可怕的人》，是不能和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相比的，肯定是”光辉”不起来，只不过是说说我的心里话而已。

有人说，就 你能干，他自己不能写，偏要你写！是的。其实魏巍在他的晚年一直在写这个续篇，只是没有用这个题目，而是用了《新语丝》（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书名，这 本书里许多杂文的内容都是写的这个主题，特别是他在今年６月写的那篇可以称之为他的政治遗嘱的《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不仅说了“谁是最可怕的 人“，而且升级为“谁是最可恨的人”了。

不过，他写的对象却写错了、写歪了，甚至写反了。我写这篇《谁是最可怕的人》，就是想给他纠正一下。

谁是最可怕的人呢？我想如果要得到“最可怕的人”这个称号，得有几个基本条件：

一、要有极大极大的权力。要在全国独大，在世界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拥有全国一切的资源和财富，他掌握一切领域的大权。他既是皇帝，又是圣人，甚至被人看作神灵。人们只能对他顶礼膜拜，而不能稍有不敬。

二、他能创造出一大套理论，说服你相信它，并且渐渐地把你引入到他的话语体系中去，要你为他的理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明明吃苦受罪或受愚弄也心甘情愿。

三、他必须最不讲理，他说的话就是“法”，就是“理”。比如说你是“反革命”，你不是也得是。并且把你打翻在地，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四、他要翻脸无情，哪怕是共过生死的多年老友、帮过他大忙的好友，一旦他主观上认定你是“敌人”，就把你往死处打，心狠手辣，毫不留情。

五、他无休止地“革命”、“革命”……穷折腾，叫人不得安宁。

暂 且就写这５条，可能还有，就不写了。谁能具备这５条可以称得上是“最可怕的人”呢？我先不说，大家心里有数。有人说，你这个人要死啦，怎么敢说敬爱的毛主 席呢？噢，想起来了，还应该加一条，也就是第六条，就是要造成一个氛围，逼着你只能爱他，而不能怕他，更不能恨他。——这才是真正的“最可怕的人”哩， ——叫人不敢说他可怕的“最可怕的人”。

我承认我说了“毛主席是最可怕的人”，但是我要说“我不是第一个说的。在我之前说毛主席是最可怕 的人的，是一位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位记者向他采访时问他：‘你在文革时最怕的是什么？’他回答：‘我最怕的是毛主席。’那时这位领导人还只是一位普通 的技术员，是代表了一般老百姓的。我觉得他的话也代表了我，所以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

有人说你说这些干什么呢？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逝 世多年，你还说这干什么？我说：是啊，我是不该说，但是现在有人要把毛主席在他的晚年提出的、叫人害怕、让人一想起来就要浑身发抖的理论拿出来。这个理论 就是现在被人称之为毛泽东主义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而这个人就是魏巍老先生！

前面我们说过，魏巍有一篇在今年６ 月写的《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这是一篇令人不寒而慄的造反宣言，我看了以后不禁打了一个哆嗦：啊呀，不好，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它的第一句 就是这样写的：“真正的共产党应该给改革开放３０年下个结论了。”“真正的共产党”是谁，虚假的共产党又是谁？这不是当年“四人帮”的语言么？我接着往下 看，越看越叫我害怕。他这个“思考”共写１１条，我先摘前三条中的一些话给大家看看，其余的我就不引了，我可不想替他做“义务宣传员”。他说：“这３０年 的变化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基本复辟了。”“革命的性质，就是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修正主义集团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假共产党。”我不引了，下面就越说越不像话，越说就越是让人看 出他是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最可怕的人”。

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党员，没有他魏巍党龄长，地位高，没有像他那样享受着高干待遇。照理 讲，他应该比我们更识大体，更顾大局，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大逆不道，口出狂言，反党反革命，要是过去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不枪毙他才怪，至少也得判他个十年二 十年。而现在胡温领导宽大为怀，不仅没有办他的罪，而且在他逝世的时候为他办丧事，颂扬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作品写得好。做人可得有良心，党中央对 你那样好，你却那么刻毒地咒骂他们，攻击他们，要号召人推翻他们，你们的心可真狠啊！

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党员，我们就是希望太太平平 地、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们不要战争，不要动乱，或者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我们不要任何名的“革命”！我们吃“革命”的苦头还少吗？想当年，我们满腔热 情参加革命，不知怎么的，革命却革到自己的头上来了。我想想“我可没有做坏事呀，怎么把我当做坏人？”那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需要你当革命的 “敌人”，你就得当这个“敌人”。现在一听到说社会主义革命，我就会想到会不会再革到我的头上?

我回想，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我 们的国家战争不断，好不容易革命胜利了，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照理讲应该过太平日子了，可是没有想到，革命不断，运动不断，文化大革命时登峰造极，一切都被 打乱了，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改革者开放以后我们的日子好过了，现在魏巍还想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斗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夺权、武斗……，再这样 折腾，我们能吃得消吗？

在魏巍的《几点思考》中揭露了当前社会上的阴暗面，所举的一些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有些还十分严重，但是问题的 性质并不是如魏巍所说已成了“敌我矛盾”了，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进一步在党的领导下，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实行宪政，还政于民。而 不是他所说的要“打倒共产党”、“重建共产党”。

在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最后一段至今我还能背得：“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 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 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是的，这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广大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写照，对照现 在，我们不是也在过着幸福生活吗？而且比那时候过得还要好。最后我只想说一句话：魏巍的信徒们，请你们不要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来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

摘要：由于佛教与迷信在形式上相似，实际宗教活动也被功利腐蚀，客观上宣扬了迷信，邪教更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蛊惑人心，因此，证明佛教不是迷信，揭露邪教的谬误是必要的，索达吉堪布在这方面讲了许多道理，也有一些说服力，为了普及佛理，引导大众，证明佛教和科学并不冲突而且佛教比科学更深、更广、更高，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但索达吉堪布没有成功。原因在于他自己的局限性，他对科学了解不深，对佛理的世俗面渲染过多。　查看全文

摘要：外星人不可能来过地球。原因是任何一个文明星球，文明的发展只能限制在该星球自己所在的及邻近的恒星系内。人类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很多，如果人类不能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和平、发展和均富的问题，人类还没有飞出太阳系就自我毁灭了。为了人类光明的前途，人类应当努力探索自然的奥秘，从而去破译自然的奥秘，解决人类面对的各种问题，为人类创造新的、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比等待外星人的到来要有意义得多。　查看全文